卡尔·布勒,《语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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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游词的翻译方法与技巧
篇一:卡尔·布勒,《语言理论》

导游词的翻译方法与技巧

论文作者:佚名论文属性:短文 essay登出时间:2009-04-07编辑:刘宝玲点击率:1693

论文字数:3000论文编号:org200904071216091440语种:中文论文 Chinese地区:中国价格:免费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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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导游词英译功能翻译理论translation of tour commentariesthe Functional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摘 要 本文以广东名胜陈家祠导游词英译为例,从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角度探讨导游词翻译的问题。通过理论探讨和实践分析,作者论证了导游词的两大英译原则即“以游客为出发点”和“以传播中国文化为取向”,只有在该原则指导下的导游词译本方能使涉外导游真正成为“友谊的使节,文化的传播者”。 Abstract:The p resent paper attemp ts to app ly the Functional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in the analysis of translations of tour commentaries, referring to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he tour commentaries of the Chen Clan Temp le as a case of examp le. Two major p rincip les are then proposed for C2E translation of tour commentaries: the p rincip le of being tourist2oriented and that of p romoting Chinese culture. It is then argued that these p rinciples can serve as important guidelines for interp reters as“envoys of friendship and disseminators of culture”.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国际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作为一种典型的跨文化交际活动,全球旅游业迅猛发展,在中国尤为如此。据世界贸易组织(WTO)预测,中国在未来几十年中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旅游目的地之一。这无疑给传播中国文化创造了良好的契机,同时也对涉外旅游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导游词涉外导游人员作为“民间大使”,在向外国游客提供服务时起到关键作用,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将影响游客对中国的认识和态度。导游词是导游员在途中或景点等地向游客提供口头讲解服务所使用的,其主要功能是使游客更好地了解旅游地的自然风光和民俗风情。本文所探讨的主要是导游词预制文本的翻译,即事先译好供导游员从事涉外导游服务的文本。优秀的导游词译文配以声情并茂的讲解能使“祖国大好河山的„静态‟变为动态,使沉睡了千百年的文物古迹复活,使优雅的传统工艺品栩栩如生,从而使旅游者感到妙趣横生,留下经久难忘的深刻印象。”(陈刚: 2002)而令人遗憾的是,在现有的导游词的翻译方法中,有的译文往往不顾游客的接受能力和文化背景,一味追求语言文字和信息量的“对等”;有的甚至面对文化差异造成的“词汇空缺”一律回避不译。这些不但会使游客感到莫名其妙,游兴大减,甚至使他们对中国文化造成误解,达不到传播文化的目的。

2 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 20世纪70280年代,德国的凯瑟琳娜·赖斯(Katharina Reiss) 、汉斯·威密尔(Hans Vermeer) 、贾斯塔·赫兹·曼塔利( Justa HolzMntrri) 、克里斯汀娜·诺德(Christiane Nord) 等学者提出的“功能翻译理论”为翻译理论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赖斯根据卡尔·布勒(Karl Bühler)的语言功能理论,提出了文本类型与翻译策略论。赖斯的三种基本文本类型包括信息、表达和呼唤文本(见图一) ,而大部分文本都属于“复合类型”。导游词(应隶属于旅游宣传册一类)恰恰位于该图的中心位置,是一种集信息、表达和呼唤功能为一体的复合文本。此外赖斯还谈到一种听觉媒介文本( audio2medial text) ,主要包括广播电视,舞台表演,戏剧与演讲等等,她在《翻译批评:潜力和制约》( 2004)中数次强调该文本的翻译应以受众的听觉效果为中

心。同时赖斯认为在翻译的时候,首先应确定文本类型,继而确定相应的导游词翻译翻译策略。目的论( Skopostheory)是赖斯的学生威密尔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来的,它也是功能派翻译理论中最重要的理论。Skopos是希腊语,意即“目的”。根据目的论,所有翻译遵循的首要原则就是“目的法则”:即翻译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翻译行动论是由曼塔利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来的。该理论把翻译视为实现信息的跨文化、跨语言转化而设计的复杂行为。曼塔利认为翻译过程好比环环相扣的链条,应着重强调译文在目的语文化中的交际功能,决不能仅仅照搬原文模式。克里斯汀娜·诺德对功能派翻译理论进行梳理分析,她曾以海德堡大学建校600周年校庆宣传册为例,分析了翻译要求( translationbrief)中的各要素,如预期文本功能、目的接受者、接受时间地点、传播媒介、产生与接受文本的原因等的重要性。诺德还重点提出了“忠诚原则( loyalty p rincip le) ”,即要求译者对原文作者忠诚,对原文作者的创作意图要尊重;且译者对译文接受者负有道义责任,有义务向他们说明自己所做的一切以及这样处理的原因等等。

3 导游词汉英翻译实例分析根据功能翻译理论,我们不难发现:l. 导游词汉英翻译的目的———通过导游员的讲解,使外国游客在轻松的旅游过程中了解中国,从而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中外交流,发展旅游业。 2. 导游词汉英翻译要求———预期文本功能:集信息、表达、呼唤为一体的复合文本;目的接受者:以来华的英语国家游客为主;接受时间地点:游览某景点时或事先的介绍中; 传播媒介:导游员讲解;产生文本的原因:为游客提供讲解服务,传播中国文化与民俗风情。对导游词的翻译技巧要求的分析决定了导游词英译应以“以游客为出发点”,“以传播中国文化为取向”。以下笔者将以广东省著名景点陈家祠的导游词的部分汉英翻译为例作进一步阐述。该篇导游词摘自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的《走遍中国———中国优秀导游词精选》(综合篇)及其英译本Touring Ch ina: Selected Tou r Comm entaries (Volume 1) 。 3. 1 朝代纪年的翻译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五千年的灿烂文明,为后代留下了无数名胜古迹和文化遗产,这也是中国吸引外国游客的主要原因。导游词中往往会出现许多朝代纪年,以表明该景点或某习俗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然而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封建社会时期朝代更替频繁,长则几百年,短则几十年。这些国人尚且不十分清楚,更不用说外国朋友。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如何把朝代和纪年的翻译“变活”,使文本在传达信息的同时达到呼唤功能是值得探讨的。 笔者年前曾往越南一游,在河内的胡志明寝陵前,越南导游介绍说:“胡志明寝陵于1975年建成,当时正值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尾声。”通过历史两相对照,我们一下子对这个特殊的年份有了新的了解,在异国他乡陡生一种亲切感,更感叹世界文明的丰富多姿。无独有偶,笔者也曾见到过故宫的一段文字介绍及其译法:1)故宫耗时14年,整个工程于1420年结束。(姚宝荣,韩琪1998: 27) 。 To American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orbidden City took 14 years, and was finished in 1420, 72 yea rs before Christopher Colum bus d iscovered the new world. To European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orbidden City took 14 years, and was finished in 1420, 14 yea rs before Shakespeare was born. 其实莎士比亚是出生于1564 年。数据虽有误,但这种“以此比彼”的方法将游客所陌生的中国历史与他们所熟悉的历史联系起来,能自然地拉近游客与中国文化的距离,既能极大地激发游兴,又有效地传播了中国文化。诺德也认为翻译就是比较文化,“translating means comparing culture”(2001: 34) ;只有通过与本族文化比较才能更好的理解外国文化,“a foreign culture can only be perceived bymeans of comparison with our own culture”( 2001:

34) 。受此启发,笔者拟对以下译文做小小改进。 2)它(陈家祠)始建于1890 年, 1894年落成。原译: Construction of the temp le began in 1890 and was comp leted 4 years later. 拟译: To American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emp le began in 1890 and was comp leted in 1894,20 yea rs befor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 incoln Mem orial Hall. To Britis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emp le began in 1890 and was comp leted in 1894, the same year London Tower B ridge was built. 值得一提的是:导游词翻译中针对客源国文化的不同作一定“编译”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王连义在《幽默导游词》一书中就专门介绍了针对不同客源卡尔·布勒,《语言理论》。

地区的旅游者采用的话题,目的只有一个:传播本土文化,促进文化交融。 3. 2 历史人物的翻译王连义(1990: 147)曾讲述过他的一番亲身经历,在参观明十三陵时一导游对外国游客说: " This isDing Ling, the tomb of Zhu Yijun and his emp resses, Xiao Duan and Xiao J ing. ”(这是定陵,是朱翊钧和他的皇后孝端和孝靖的寝陵。)结果当即有外国游客咕哝说:“What is hetalking about?”国内的游客即使对明史了解不多,也能大致领会到“定陵”“孝端”“孝靖”的内在含义,但要使对中国历史知之甚少的外国游客感受到这一层短时间内几乎不可能,于是王连义认为如果他们此行目的不是要成为一个“明史通”,不妨就译为“the 13th emperor of Ming Dynasty and his two emp resses. ” 3)我国现代杰出的作家、诗人郭沫若先生在当年参观陈家祠后⋯⋯ 原译: ⋯ the outstanding modern writer and poetMr. GuoMoruo 拟译: ⋯ the outstanding modern writer and poetMr. Guo Moruo, who ever translated Goethe‟sFaustus and Shelley‟s poem s in to Ch inese 笔者曾在“微软电子百科全书”中搜索“郭沫若”,结果是简单一句“a Chinese writer”。然而此处把郭老先生搬出来是因为他曾到陈家祠一游并给予高度评价,“名人效应”是也。问题是外国游客大多对这位“我国现代杰出的作家诗人”一无所知,再“杰出”也没感觉。所以笔者将郭沫若先生与雪莱的诗歌以及歌德的《浮士德》联系起来,一则将中西文化结合,令游客心生亲切;二则因为歌德的《浮士德》与荷马史诗、但丁的《神曲》及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并称为欧洲文学的四大古典名著,这足以证明作为它的译者,郭先生确实“杰出”,陈家祠确实“迷人”。 3. 3 文化专有名词的翻译外国游客一般对于带有浓厚中国文化色彩的专有名词十分感兴趣,像中国的学生学习语法一样,总要打破砂锅问到底: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这个那个有什么区别。对于因文化差异产生的交流障碍,如果不予以适当的解释就有可能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4) ⋯⋯再配上左右两边的砖雕壁画:“百鸟朝凤”和“五伦全图”,更是美妙绝伦。 “百鸟朝凤”原译: “One Hundred BirdsWorshipp ing the Phoenix” 拟译:“AllBirds Paying Homage to the Phoenix”( Phoenix in Chinese does not refer to“death and resurrection”, but a traditional symbol ofmon arch, as dragon for the emperor or king, phoenix for the emp ress or queen) “百鸟朝风”是一首我国民间乐曲名称,但它背后还有一个小故事:多年前凤凰只是一只无名小鸟,但它勤劳肯干,善于贮存粮食。某年森林大旱,鸟儿都无处觅食,凤凰拿出所存食物与众共享,终于度过难关。旱灾过后众鸟为报救命之恩,各送羽毛一枚,制成百鸟衣献给凤凰,并尊其为百鸟之王。以后在它生辰之日,众鸟都飞来向凤凰表示祝贺,这就是百鸟朝凤。《新时代汉英辞典》(200 l: 21)将其译为all birdspay homage to the phoenix,《汉英大辞典》 (2002: 48)译为a hundred birds are paying homage to a phoenix。根据民间传说,“百”只是概数,“百鸟”指众鸟,所以笔者认为还是前者贴切。再者凤凰在我国古代传说中是百鸟之王,汉语中“凤凰”有“祥瑞尊贵”之意,故有“龙凤呈祥”“凤毛麟角”之说。然而笔者查阅了英、美、加、澳等国词典,都发现在英语文化中“凤凰”指“神话中生活在沙漠里的一种鸟,每500- 600年自焚,并于灰烬中重生”,当然它也指代“极为出类拔萃或美艳的人或物,如完人,殊品等”。所以不难理解为何美国亚利桑纳州的首府就叫凤凰城,并且是有名的旅游胜地,香港也有个凤凰卫视中文台。当然为避免误会,最好仍加以简单解释,说明“凤凰”在不同文化中的差异,并强调它在中国文化中的“尊贵吉祥”之意。 “五伦全图” 原译:“The Picture of Five Generations”拟译:“The Picture of the Symbols of the Five Cardinal Relationship s”( In feudal China, the phoenix symboli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lerand subject; the red2crowned cranes and the mandarin ducks, father and son; husband and wife;the p igeons and the orioles, brothers; friends. )根据《新时代汉英大词典》( 2001: 1632) , 五伦指的是封建社会的五种基本伦理关系,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后来人们以凤凰、仙鹤、鸳鸯、鹁鸽和黄莺五种禽鸟代表五伦。 “五伦全图”画的就是五种禽鸟,以象征五种基本的社会伦理关系,原译属没有仔细研究的误译。鉴于“五伦”在西方文化中属“词汇空缺”,译文有必要说明清楚。相信通过导游一一对应的仔细讲解,游客很容易理解其含义。但同时导游有义务说明这是封建时代的伦理关系,与现代社会不同,以确保传播主流文化。 4 结 语正如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所言,翻译绝不是字符之间的简单替换,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更是一种文化交流———这一点已被广泛认可。

导游词的翻译更应坚持以传播文化为首要目的,在这一目的指引下,根据功能翻译理论框架中的文本划分———旅游材料属于集表达(从原作者出发) 、信息(尊重事实)和呼唤(激发读者)功能于一体的典型的复合型文本———所以为了达到翻译目的,在忠于原文创作意图的前提下,采用释意,增补,类比,省略这些翻译方法是完全必要和可行的。有句英语谚语说: The p roof of the puddingis in the eating。而验证导游词译文是否成功就要看游客的反应,如果无法使他们感到有所收获,无法引起他们的共鸣,当然就没有达到传播中国文化的目的,甚至还会造成不必要的误解。希望在有关部门的关注和指导下,导游词以及其它旅游材料的翻译质量能有所提高,使涉外导游真正成为“友谊的使节,文化的传播者”,使中国文化大步走向世界。

功能途径
篇二:卡尔·布勒,《语言理论》

关于功能途径

翻译研究中的“功能途径”起源于功能语言理论。梅森(Mason in Baker 1998)认为,有三类学术思想对功能翻译理论产生影响:(1)英国功能语言学派。该学派的学术思想始于弗斯(J.R.Firth),并在卡特福德(J.Catford)、韩礼德(M.A.K.Halliday)等学者的著作中得到体现和发展;(2)交际能力论。海姆斯

(D.Hymes)创立的理论,是对乔姆斯基(N.Chomsky)语言能力论的回应;(3)目的论。该理论产生于翻译学内部,源于布勒(K.Buhler)的语言功能理论。目的论认为翻译行为所包含的交际意图/目的(purpose/skopos)或功能(functions)是译者决策的根源所在。

本书所说的功能途径,既指以韩礼德(M.A.K.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及语用学为基础的翻译语篇分析学派及其研究途径,也指以布勒(K.Buhler)提出的语言功能模式为指导思想的德国功能主义学派及其研究途径。前者以英国学者为主,其沿用的理论框架比较固定,研究方法细致,或自上至下或自下而上研究语篇的功能,因此我称其为“微观翻译功能”;后者以德国学者为主,其视角比较宽,强调的是译文在目标语环境中的功能及根据不同的文本功能所采取的翻译策略,我称其为宏观翻译功能。

然而,任何分类都不可能是绝对的,事实上,在微观翻译功能的研究中有宏观的指导,宏观翻译功能中也有微观的阐释。此外,我在本书所说的英国学派和德国学派,是指翻译学中两种不同的功能研究途径,而不是严格的区分不同地域的学术流派,更不是按国籍分类。例如,英国学者纽马克(P.Newmark)的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策略与德国功能学派的语篇类型与翻译策略相似与相关;而豪斯(J.House)的翻译评估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参照了韩礼德的语域分析模式。因此,我把英国学者纽马克的语言功能理论及其翻译策略归类为德国功能主义学派,而豪斯的翻译评估模式则纳人英国语篇分析学派之中。

语言学理论及流派
篇三:卡尔·布勒,《语言理论》

语言学流派 布拉格学派

狭义的布拉格学派是指本世纪20年代后半期以来,参加布拉格语言学会,以及在学术观点,学术活动上跟这个学会有密切联系的一批语言学家和文艺理论家。广义的布拉格学派则包括参加捷克斯洛伐克语言学会等语言学团体,继承布拉格语言学会传统的当代语言学家。卡尔·布勒,《语言理论》。

布拉格学派接受了索绪尔的基本理论,承认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但不把语言形式与超语言因素截然分开,重视语言的共时研究,但并不把它与历时研究割裂开来;他们还接受了俄国语言学家库尔德内的功能观,对语言进行结构与功能相结合的研究,因而自称为结构-功能学派。

这个学派颇有影响。美国语言学家鲍林格作过这样的评价:"在欧洲语言学团体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布拉格语言学会,美国语言学的每一项重要发展,都与这一学派的学说有关。"这一学派的先驱者是马泰修斯。1926年10月,他与雅科布逊,哈弗拉奈克,贝克尔等6人发起,建立了布拉格语言学会。参加学会的外族人中,以俄罗斯人最多,除雅科布逊外,著名的有:特鲁贝茨柯依,卡尔采夫斯基,柯别茨基,依萨钦柯等。俄罗斯翼成员大多专注于语言内部结构的研究,忽视语言与超语言因素的关系。捷克斯洛伐克的会员多数比较重视语言与社会的关系,注意语言理论的应用性。他们被称为捷克翼或马泰修斯翼。捷克翼的会员中除马泰修斯,哈弗拉奈克外,著名的还有:特伦卡,温伽尔特,穆卡硕夫斯基,瓦海克,斯卡利奇卡,柯日奈克,何拉莱克,特罗斯特,奥别尔普法尔采,博尔道夫,诺瓦克,鲍利尼等。

布拉格学派在第一届国际语言学会议(海牙,1928)上,第一次把他们的音位学的观点公诸于世,引起很大的反响。该学派集体观点的全面叙述见于他们在第一届国际斯拉夫学会议上所提出的《论纲》。《论纲》强调语言是一种功能体系,评价任何语言现象都应从它所达到的目的,所起的功能着眼。1929年出版会刊《布拉格语言学会论丛》。1935年创办期刊《词和文》。1939年捷克斯洛伐克被德国占领和支解,学会为振奋民族精神,合写了文集《关于语言和诗歌的读物》。1956年布拉格语言学会与斯拉夫语言学会等团体合并,成立了捷克斯洛伐克语言学会。1964年,捷克斯洛伐克语言学会出版会刊《布拉格语言学论丛》。70年代初,学会出版《捷克和斯洛伐克语言学资料》丛书,在第一集中全文刊载了著名的《论纲》。捷克斯洛伐克的语言学是与《论纲》所提出的基本原则相联系的。

该学派在理论和方法上的贡献大致可归为以下几点:

(1) 提出语言是多功能的结构体系。《论纲》写得很明确:从功能观点出发,语言是为一定目的服务的表达手段。根据语言行为与超语言现实的关系,语言的功能可区分为交际功能和诗歌功能,前者是针对表达对象而言的,后者是针对表达本身而言的。德国语言学家布勒曾在《布拉格语言学会论丛》第一卷上发表过一篇论文,重申他在20年代提到过的语言三功能说:描述(针对所说的事物或现象而言),表达(从说话者角度出发),召唤(针对交谈的另一方面而言)。雅科布逊以后又根据信息论的模式把三功能说发展成为六功能说:所指(referential)或指示(denotative),表情(emotive),意动(conative),沟通(phatic),后语言(metalinguistic),诗歌(poetic)。

(2) 建立了音位学说。反映布拉格派音位观的代表作是特鲁贝茨柯依的《音位学原理》。在此书中音位体系被定义为能用以区别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的音位对立体的综合。此作对世界各国音位学的研究都有很大的影响。以后,雅科布逊又通过实验和对历时音位学的研究,对布拉格语言学会早期的音位理论进行了某些补充和发展。

(3) 把音位学的概念,类型学的原则应用于语法研究。雅科布逊、特伦卡、斯卡利奇卡认为语法平面的基本单位是形位(morpheme),形位在一定场合下也会出现中和的现象。形位学上的对立也有偶项特征,但不对称,一个强(有标记项),一个弱(无标记项),可以通过

对语言符号的不对称性来分析语法意义。

(4) 提出"语言联盟"的理论。他们认为,邻近地域的语言,由于相互影响,常常获得一些共同的或相似的特征。所以某些语言的共同特征不一定都是来源于语言的亲属关系。

(5) 提出了句子的实际切分说。实际切分的主要成分是"表达出发点"和"表述核心",即现在通用的"主位"(theme)和"述位"(rheme)。

(6) 提出要加强对标准语理论,术语和功能语体的研究,以指导整个语言文化工作。

(7) 提倡把最新理论运用于从中学开始的语言教学。《论纲》第十章就提出了这一见解。 战后,布拉格学派认为:正确理解语音外壳和意义的关系,语言功能特征与结构特征的关系,以及语言体系开放性特征等问题,至今仍是语言学理论发展的基础;应该把对上述问题的研究成果充分地运用于本族语的分析,以促进语言文化的发展。他们在语言研究中还发现了语言存在着中心区和边缘区,结构规则在中心区表现得十分明显,而在边缘区则显得模糊。当前布拉格语言学家们对语言形式与超语言因素间的关系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并主张在语言学研究中运用电子技术,因而,在数理语言学等方面的研究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语言学流派 结构语言学

语言学的重要流派之一。兴起于本世纪30年代的欧洲,基本理论源出于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反对对语言现象进行孤立的分析,主张系统的研究。结构语言学内部又分为三大学派: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以及美国结构语言学派(也称美国描写语言学)。

布拉格学派,又称"结构-功能学派"或"功能学派"。其先驱者是马泰修斯,成员主要有雅科布逊、特鲁贝茨柯伊、哈弗阿奈克等。1926年10月,由马泰修斯和雅克布逊等6人发起,建立了布拉格语言学会。该学会在第一届国际语言学会议上第一次把音位学的观点公诸于世,引起很大反响。1929年出版了会刊《布拉格语言学会论丛》。布拉格学派集体观点的全面论述见于他们在第一届国际斯拉夫学会议上所提出的《论纲》,《论纲》中强调语言是一个功能体系,对语言现象的评价应着眼于它的功能。特鲁贝茨科依的《音位学原理》是这一学派的一部重要的代表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布拉格学派的主要成员散居于世界各地,影响衰落。1956年,布拉格语言学会与斯拉夫语言学会等团体合并,成立了捷克斯洛伐克语言学会,何拉莱克担任第一任会长。这个新的学会继承了布拉格语言学会的传统,因此其成员被称为"当代布拉格学派"。布拉格学派接受了索绪尔关于语言是系统的思想,特别致力于音位系统的研究,建立了音位学说。它的另一个特点是不仅研究内部语言学,对广义的语言学问题也很感兴趣,运用语言学理论研究文学作品及外部语言学的其它各领域。

哥本哈根学派,又称丹麦学派。代表人物有叶尔姆斯列夫、布龙达尔、乌尔达尔等。1931年,叶尔姆斯列夫和布龙达尔共同创建了"哥本哈根语言学会",该学会成为当时欧洲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一个中心。1938年创办会刊《语言学学报》,1939年的创刊号布龙达尔发表了他的论文《结构语言学》,遂成为这个学派的纲领。叶尔姆斯列夫任哥本哈根语言学会会长,他的《语言理论导轮》和《普通语法原理》是哥本哈根学派的代表性著作。这一学派以索绪尔的语言系统的学说为基础,着重语言形式的研究。它特别注重语言的组合关系,这是这个学派区别于布拉格学派的一个主要方面;它把语言理论看成一个"纯演绎系统",采用"假设-推理"法对语言进行分析,不大涉及具体语言事实的研究,因而其影响面比较小。

布拉格学派和哥本哈根学派共同汇成欧洲结构主义语言学,它区别于美国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美国结构语言学又称美国描写语言学,是结构语言学中发展最完善、最重要的一个学派。它是本世纪美国的一些学者在对美洲印第安语的调查和研究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先驱者是鲍厄斯和萨丕尔,分别著有《美洲印第安语手册》和《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二人都强调要对语言作客观的共时描写。这个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是布龙菲尔德,1924年他和鲍厄斯、萨丕尔等人一起创立了"美国语言学会",1925年出版会刊《语言》。1933年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出版,对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是这一学派的奠基性著作,使它进入"布龙菲尔德时期"。50年代,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进入"后布龙菲尔德时期",哈里斯和霍盖特是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霍盖特1958年出版的《现代语言学教程》是美国结构语言学集大成的理论著作,对美国结构语言学的发展进行了一次科学的总结。1951年,哈里斯的《结构语言学的方法》出版,被人视为后布龙菲尔德时期的象征和转折点。美国结构语言学派的显著特点是注重口语和共时描写,这不同于欧洲结构主义学派注重书面语的传统。他们的主要贡献在于制定了一套对语言结构进行形式分析和描写的技术。这一学派对汉语研究影响很大。卡尔·布勒,《语言理论》。

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美国结构语言学派虽然各有自己的传统和特点,但也有共同之处:都接受了索绪尔的一些基本理论,如区分语言和言语,在语言中又区分共时和历时,认为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系统中的成分依据成分之间的差别和关系从话语中切分出来,并加以分类归并,而后从它们之间的紧密联系、互相制约的关系中去研究语言的系统。

结构主义语言学自产生以来,不仅影响到语言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流派,而且还影响到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其严密的分析方法已渗透到人类学、哲学、心理学和文艺批评等其它领域。这样,结构主义就由一种语言学理论演变成一股几乎对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都产生影响的思潮,因而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语言学流派 历史比较语言学

历史比较语言学从前又称比较语法,通过语言亲属关系的比较研究语言的发展规律,拟测它们的共同母语。历史比较语言学是在19世纪逐步发展和完善的,主要是印欧语系的历史比较。19世纪之前,这种研究不是没有,但都是孤立的分散的研究,到19世纪才进入系统的研究,并使语言学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产生有两个不可或缺的条件,一是广泛收集世界各种语言材料,二是认识到梵语在语言比较中的地位和作用。

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初始阶段,丹麦的拉斯克(R·Rask)、德国的格里姆(J·Grimm)和葆扑(F·Bopp)被称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奠基者。拉斯克在他的《古代北欧语或冰岛语起源研究》一书中第一个对基本语汇中的词进行系统的比较,找出其中的语音对应规律,由此确定语言的亲缘关系。格里姆在拉斯克一书的启发下,在他的《日耳曼语语法》里确定了希腊语、峨特语和高地德语之间的语音对应关系,即所谓的"格里姆定律"(Grimm's Law)。格里姆明确指出,语音对应规律是建立印欧语系和其他语系的基础。维尔纳(K·Verner)后来补充解释清楚了"格里姆定律"难以解释的一组例外,世称"维尔纳定律",这就使音变规律的研究日臻完善,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也就有了扎实的理论基础。葆朴的主要著作是《梵语、禅德语、亚美尼亚语、希腊语、拉丁语、立陶宛语、古斯拉夫语、峨特语和德语比较语法》,旨在把梵语和欧洲、亚洲的几种其他语言相比较,找出它们在形态上的共同来源。远离欧洲的梵语在这些语言中找到了它应有的位置:它既不是拉丁语、希腊语和其他欧洲语言的母语,也不是由其他语言演变而来,它和其他语言都出于一种共同的原始语言,只不过它比其他语言保存更多的原始形式。

19世纪中期,历史比较语言学发展到第二阶段,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德国的施莱歇尔(August Schleicher),其代表作是《印度日耳曼语系语言比较语法纲要》。初期的比较语言学者已经认识到历史上有亲属关系的语言的共同原始母语是一种不再存在的的语言,到了中期施莱歇尔则开始具体"构拟"这种原始母语的形式,并用星号*来标示构拟的形式。他受到生物学物种分类的启发,为有亲属关系的语言的历史演变过程设计了一种树形谱系图,使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以直观的形式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这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一大进展。这一理论的弱点是只考虑语言的分化,而没有考虑语言的统一和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后来他的学生施密特(J·Schmidt)用"波浪说"对此作了修正。

19世纪的最后25年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新语法学派"时期。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奥斯特霍夫(H·Osthoff)和布鲁克曼(K·Brugmann),他们在自己创办的刊物《形态学研究》上正式宣布:语音演变规律不允许任何例外。前面提到的"维尔纳定律"也是这一时期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他们在坚持这个原则时,以语言材料为依据,借鉴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强调"类推"在语言演变中的作用。这个学派的代表著作有布鲁克曼和德尔布吕克合著的《印度日耳曼语比较语法纲要》和保罗的《语言史原理》。

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家为语言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收集了丰富的语言材料,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和比较,不仅提出了人类语言演变过程的假设,画出了世界语言的谱系,而且还创造出比较科学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有关语言起源、语言本质的新理论,为后来结构主义和描写语言学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卡尔荣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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