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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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安石变法，史称“熙宁变法”，在中国传统的史学评论中是被基本否定的。下面是小编整理的王安石变法的故事，欢迎来参考！

　　按照传统的评价，王安石变法之“急政”或“苛政”本身有问题，引起激烈的“党争”所以导致北宋的灭亡。对王安石变法评价的转机出现在近代，当时国人面对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急欲变法而“富国强兵”，遂使商鞅、王安石等都得到肯定的评价。

　　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是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发动的旨在改变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局面的一场社会改革运动。变法自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至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结束，故亦称熙宁变法、熙丰变法。

　　王安石变法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为目的，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运动。变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充实了政府财政，提高了国防力量，对封建地主阶级和大商人非法渔利也进行了打击和限制。但是，变法在推行过程中由于部分举措的不合时宜和实际执行中的不良运作，也造成了百姓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如保马法和青苗法），加之新法触动了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元丰八年（1085年），因宋神宗去世而告终。

　　王安石变法的根本目的，是要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增强对外防御，对内弹压的能力，以巩固和加强封建统治。从新法次第实施，到新法为守旧派所废罢，其间将近十五年。在这十五年中，每项新法在推行后，虽然都不免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弊端，但是，基本上都能收到一些效果，“富国强兵”的效果是十分显著的。

　　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增长。通过一系列理财新法的实行，国家增加了“青苗钱”、“免役宽剩钱”、“市易息钱”等新的财政收入项目，在发展生产、均平赋税的基础上，财政收入有了明显的增加，国库充裕，宋神宗年间国库积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财政支出，财政收入的迅速增加，彻底改变了北宋“积贫”的局面。

　　新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地主的兼并势力，青苗法取代了上等户的，限制了对农民的盘剥；方田均税法限制了官僚和豪绅大地主的隐田漏税行为，市易法使大商人独占的商业利润中的一部分收归国家，打击了大商人对市场的操纵和垄断免役法的推行使农户所受的赋税剥削有所减轻，大力兴建农田水利工程，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社会经济发展，人民负担减轻，呈现了百年来不曾有过的繁荣景象。

　　改变“积贫积弱”的现象是王安石变法的总方针，富国强兵是变法的总目的。通过“强兵之法”的推行，积弱局面得以缓解，北宋国力有所增强。保甲法的推行，加强了农村的封建统治秩序，维护了农村的社会治安，建立了全国性的军事储备，并节省了大量训练费用；裁兵法提高了 军队士兵素质；裁兵法提高军队士兵素质，将兵法改变了兵将分离的局面加强了军队战斗力；保马法使马匹的质量和数量大大提高，同时政府节省了大量养马费用；军器监法增加了武器的生产量，质量也有所改善。

　　变法的强兵措施扭转了西北边防长期以来屡战屡败的被动局面。北宋熙宁六年(1073年)，在王安石指挥下，宋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王韶率军进攻吐蕃，收复河、洮、岷等五州，拓地两千余里，受抚羌族三十万帐，，这是北宋军事上一次空前的大捷，也建立起进攻西夏地区的有利战线。

　　变法过程中也存在不少一些弊端和不足，出现了新法危害百姓的现象。在变法的指导思想上，王安石偏重于谋求开辟财源，获取尽可能多的国家财政税收，如均输法利用国家行政权力强制进行收购、运销，以此手段来积累国家财富，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变法导致国富民贫，而这于王安石变法的初衷“去重敛、宽农民、国用可足、民财不匮”是大相径庭的，而且新法实行也过于急进。

　　变法在当时也引起了扰民、损民的后果。史称，免役法出，百姓都叫苦不迭，连担水、理发、茶贩之类的小买卖，不交免疫钱都不许经营，税务向商贩索要市利钱，税额比本钱还多，乃至有的商人以死相争。保甲法推行时，为了逃避供养军队的高额赋税与被抽去当兵的双重威胁，民间发生了不止三、两起自残事件，严重者直至砍下了自己的手臂。1072年，甚至发生了东明县农民一千多人集体进京上访，在王安石住宅前闹事的事。

　　王安石的诗

　　在王安石诗歌中，一部分作品是直接反映现实社会问题的，如《感事》、《兼并》、《省兵》、《收盐》、《河北民》等，大多作于他任地方官时，表达了他对时政的批评和他的政治理想。另一部分作品，则借古喻今，或借题发挥，表明作者的政治观念或人生观念，如《商鞅》，以“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强调了建立有效的国家机器的重要；《孟子》“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表现了他在政治上固执己见的态度。此外如《贾生》、《汉武帝》、《桃源行》、《明妃曲》等，大体类似。不过，同散文的情况不一样的是，除了这一类观念性比较强的作品以外，王安石（特别是在他脱离政治舞台的时期）还写有许多偏重于抒情的作品。

　　与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等人推崇和效仿韩愈不同，王安石诗受韩愈的影响很少，而是非常敬重杜甫，并广泛吸收了中晚唐诗的特长。他曾编过《老杜诗后集》，并在《杜甫画像》中写道：“吾观少陵诗，为与元气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壮颜毅色不可求。”杜甫在宋代逐渐受到高度重视，宋诗逐渐向杜甫的方向靠拢，可以说是以王安石为起点的。另外，他也编过《唐百家诗选》，收的多是不为人重视的中小诗人的作品，显然他有广采博收的意识。在此基础上，他的诗形成了以语言精炼而圆熟、意境清丽而含蓄为主要特点的风格。

　　王安石的诗对语言的锤炼十分讲究，并善于不留痕迹地化用前人的词汇和意象。传说《泊船瓜洲》中“春风又绿江南岸”一句中的“绿”字，改了十几次才确定下来。其实，把形容词“绿”用为动词的写法，不但李白早已有“东风已绿瀛洲草”之句（《侍从宜春苑……》），其他人也反复使用过多次，但王安石这句最为亲切自然而形象鲜明，能表现出江南风光的喜人之处，所以为人们所熟知。又如《暮春》诗中“雨花红半堕，烟树碧相依”，是受杜甫“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春夜喜雨》）一联的启发，但并不觉得是套用前人的。还有《书湖阴先生壁》“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后人认为是用史书中的材料为对仗，极表赞赏，但他确实用得很巧，不显得吃力。另一方面，王安石虽然经常凭藉广博的书本知识方便地化用前人语汇，但他并不总是在搬弄学问，他也常常通过细腻的观察，捕捉生动的意象，以平易的语言表现自己内心的情绪、感受。像“北山输绿涨横陂，直堑回塘滟滟时。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北山》），后二句对得很工整，读起来却很自然，“细数”、“缓寻”既烘托了萧散旷逸、从容不迫的神态，又暗涵了一种百般无聊的闲愁。一般来说，王安石不把经过仔细揣摩、推敲的个别典故、语词用得很显眼，而是把这种精巧的语言同全诗意脉的自然流动融合成一体，正如叶梦得《石林诗话》所说，看上去“见舒闲容与之态”，但“字字细考之，若经櫽括权衡者，其用意亦深刻矣”。

　　王安石诗常有谢灵运及中晚唐诗那种清丽的风致，黄庭坚谓之“雅丽精绝，脱去流俗”（《苕溪渔隐丛话》引）。像《岁晚》：月映林塘澹，风涵笑语凉。俯窥怜绿净，小立伫幽香。携幼寻新菂，扶衰坐野航。延缘久未已，岁晚惜流光。诗中的景物显得清幽雅洁，呈现超脱于世俗之外的美，而诗人的心便流连于此。读这样诗，我们会想到谢灵运的山水诗，但王安石没有他那样的贵族式的孤傲；想到大历十才子或贾岛一派的写景诗，但王安石没有他们那种寒苦。实际上，王安石这一类诗是带有某种孤独和清高意味的，只是他对此不愿作强化的表现，保持着心态的平衡，因而在语言上，这一类诗也写得比较谐调。

　　这里已经涉及王安石诗的另一特点，即表现的含蓄。为了更好地说明它，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杖藜缘堑复穿桥，谁与高秋共寂寥？伫立东岗一搔首，冷云衰草暮迢迢。（《寄蔡天启》）杜甫晚年的诗，常把自我的形象孤零零地置于肃杀的秋色中（如《登高》），以表现心境的悲凉，王安石这首诗与之有些相像，包括声律的顿挫也有些相似。但王安石作了些淡化的处理，譬如诗中用“谁”来代替自己，避免以广阔的背景造成情绪的扩张，同时也回避说明或暗示情绪的具体内涵，因而留给人们的是一种既萧索又苍凉、不可实指的怅惆情怀。造成这种诗境原因很多。一方面，王安石个性倔强，一生历经风波，在受到挫折时，内心的不平总是要流露出来；但另一方面，不仅他的人生体验很复杂，不易说清楚，而且，在宋代重理智的文化氛围中，作为有过重要政治地位的大人物，诗中个人情感表现得过于强烈，会被认为是一种幼稚的夸张，所以他还是用了比较抑制的、含蓄蕴藉的方式来表现。另外像《南浦》：“南浦随花去，回舟路已迷。暗香无觅处，日落画桥西。”也是一种不知因何而起的惘然若失的情怀。但不管怎么说，在宋代诗人中，王安石的诗歌情感，已经是比较浓厚而不偏向于平淡的了。透过清丽而含蓄的意境，诗人的内心隐痛还是可以感受到的。

　　王安石以其广博的学识、圆熟的语言技巧、自然含蓄而又精巧凝炼的风格，建立了宋诗的一体，后来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受他的影响不小。他们以才学为诗的偏向，也与王安石有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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