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师说的原文及创作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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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说》作于唐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韩愈任四门博士时，这篇文章是韩愈写给他学生李蟠。下面是小编整理的韩愈师说原文及创作背景，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师说

　　唐代：韩愈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译文

　　古代求学人一定有老师。老师，是（可以）依靠来传授道理、教授学业、解答疑难问题。人不是生下来就懂得道理，谁能没有疑惑？（有了）疑惑，如果不跟从老师（学习），那些成为疑难问题，就最终不能理解了。生在我前面，他懂得道理本来就早于我，我（应该）跟从（他）把他当作老师；生在我后面，（如果）他懂得道理也早于我，我（也应该）跟从（他）把他当作老师。我（是向他）学习道理啊，哪管他生年比我早还是比我晚呢？因此，无论地位高低贵贱，无论年纪大小，道理存在地方，就是老师存在地方。

　　唉，（古代）从师（学习）风尚不流传已经很久了，想要人没有疑惑难啊!古代圣人，他们超出一般人很远，尚且跟从老师而请教；现在一般人，他们（才智）低于圣人很远，却以向老师学习为耻。因此圣人就更加圣明，愚人就更加愚昧。圣人之所以能成为圣人，愚人之所以能成为愚人，大概都出于这吧？（人们）爱他们孩子，就选择老师来教他，（但是）对于他自己呢，却以跟从老师（学习）为可耻，真是糊涂啊!那些孩子们老师，是教他们读书，（帮助他们）学习断句，不是我所说能传授那些道理，解答那些疑难问题。（一方面）不通晓句读，（另一方面）不能解决疑惑，有（句读）向老师学习，有（疑惑）却不向老师学习；小方面倒要学习，大方面反而放弃（不学），我没看出那种人是明智。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这些人，不以互相学习为耻。士大夫这类人，（听到）称“老师”称“弟子”，就成群聚在一起讥笑人家。问他们（为什么讥笑），就说：“他和他年龄差不多，道德学问也差不多，（以）地位低（人为师），就觉得羞耻，（以）官职高（人为师），就近乎谄媚了。”唉!（古代那种）跟从老师学习风尚不能恢复，（从这些话里就）可以明白了。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这些人，君子们不屑一提，现在他们见识竟反而赶不上（这些人），真是令人奇怪啊!

　　圣人没有固定老师。孔子曾以郯子、苌弘、师襄、老聃为师。郯子这些人，他们贤能都比不上孔子。孔子说：“几个人一起走，（其中）一定有（可以当）我老师（人）。”因此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不一定比学生贤能，听到道理有早有晚，学问技艺各有专长，如此罢了。

　　李家孩子蟠，年龄十七，喜欢古文，六经经文和传文都普遍地学习了，不受时俗拘束，向我学习。我赞许他能够遵行古人（从师）途径，写这篇《师说》来赠送他。

　　背景

　　作者表明任何人都可以做自己老师，不应因地位贵贱或年龄差别，就不肯虚心学习。文末并以孔子言行作证，申明求师重道是自古已然做法，时人实不应背弃古道。

　　这是韩愈散文中一篇重要论说文。文章论述了从师表学习必要性和原则，批判了当时社会上“耻学于师”陋习，表现出非凡勇气和斗争精神，也表现出作者不顾世俗独抒己见精神。

　　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十分发达，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官学。韩愈写这篇文章时三十五岁，正在国子监任教。那么，韩愈为什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道之不传也久矣”？原来他所说“师”，有其独特含义。既不是指各级官府学校老师，也不是指“授之书而习其句读”启蒙教师，而是指社会上学有所成，能够“传道受业解惑”人。韩愈既以这样人自我标榜，也以好为人师而著称。《新唐书》本传说他“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

　　唐代，魏晋以来门阀制度仍有沿袭。贵族子弟都入弘文馆、崇文馆和国子学。他们无论学业如何，都有官可做。韩愈写《师说》社会背景，可以从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一段话里看出。柳宗元说：“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由此可见，韩愈作《师说》，大张旗鼓地宣扬自己观点，是难能可贵。

　　实际上，可以把《师说》看作韩愈提倡“古文”一个庄严宣言。六朝以来，骈文盛行，写文章不重视思想内容，讲求对偶声韵和词句华丽，尽管也产生了一些艺术成就很高作品，却导致了文学创作中浮靡之风泛滥。这种风气，直到中唐仍流行不衰。在唐代，韩愈不是第一个提倡“古文”人，却是一个集大成者。他无论在文学理论还是在创作实践上，都有力地促成了“古文运动”兴起、发展，主张“文以载道”，并身体力行，培养了大批有志于古文创作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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