爬在县城背脊上喘息的父母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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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天黑得早，校园的操场上，除了几个结伴着去上厕所的学生，看不见其他人影。学生们都被寒冷赶进了教室，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御寒、取暖。整个学校死气沉沉。

　　我在食堂用完餐，提着冰凉的饭盒，准备回宿舍。然后，像平常一样，整理好备课笔记，去教室为学生上夜自习。这已成为我模式化的生活流程。尽管我对这种枯燥、乏味的生活充满了厌倦。这所学校位于县城的边缘——一个城乡结合部，周围除了几家砖窑厂，和两个钢材厂外，密密麻麻住的全是农民。很显然，这些农民绝大多数都是那几家工厂里的工人，工厂利用他们的劳动赚取赢利，他们凭借工厂效益赖以求生。

　　厂区随着利益的膨胀越建越华丽（它们已成为支撑县财政的重要经济命脉），农民的住房却越住越颓败。严重的污染已使这块区域成为一个“重灾区”。尤其是盛夏，频繁通过的货车扬起的尘土，烟雾滚滚，路两边的树叶上，屋顶上落满黑色的固体颗粒，巨型烟筒里冒出的浓烟，随风乱窜。前几年，县政府统筹城乡规划，曾动员工厂周边居民迁往东城，任凭政府思想工作做尽，这些农民就像扎根的树，死活不肯挪窝，即使政府采取强制措施，仍收效甚微。相反，越来越多的人却争相迁来此地生活——工厂的扩建需要招收大量工人。

　　我的父亲曾在这里的一家砖厂里搬过四年的砖。那时，我正在省城念大学。母亲一个人在乡下种地、喂猪、放羊。父亲只在农忙季节回家帮母亲抢收，其余时间都在砖厂里度过。因离乡下的家远，父亲在城里无地方住，他曾多次向厂长拉关系，以送土鸡蛋，送母亲腌制的腊肉的方式，最终获准一个看守砖厂的职务，被厂长安排睡在厂区的工棚里。白天，父亲就去搬砖下窑，等窑里的砖烧制好后，又将砖从窑中取出，装车上货。夜晚，劳累一天的父亲躺在砖厂的工棚里，四面都是砖垒的墙，工人都下班回家了，热闹的厂区空寂下来，孤独水一样将他覆盖。刚进厂那阵，父亲的两只手上，全是被砖磨起的血泡。为不影响搬砖进度，他专门叫母亲用毛线替他织了双手套，由于用力过猛，血泡擦破了皮，血水粘在手套上，凝固了。晚上回到工棚，脱手套时撕裂皮肉的锐痛，总会使这个性格倔强的男人泪湿眼眶。一天时间不到，一双崭新的手套就被砖磨穿了。那段日子，乡下的母亲劳动后最重要的事就是替父亲织手套。而父亲每次回家取手套时，母亲看见他血渍斑斑的手，都要一边抹泪，一边伤心地说：真是比种地还遭罪啊！这时，父亲也会安慰母亲说：我不在家，重活少干点，干不了的等我回来做，你看你的手，不比我的好。

　　后来，父亲手上血泡里的血水流干了，变成了老茧。母亲也不再替他织手套。他的手已在搬砖的超强劳动中练成了“铜掌铁指”，麻木了对疼痛的感受。从此，父亲的指节变得比以前粗大，像深埋在泥田的藕节，轻度浮肿。由于长期受到窑火的炙烤，他的面容黎黑、枯瘦，衰老过早在他脸上露出迹象。有一年暑假，我去砖厂看他。父亲正在搬砖装车，他上身赤裸，一根根肋骨暴突，精瘦得只剩一张皮了。赤日炎炎，加上砖窑本来的高温，汗珠豆粒般在他的额头、脊背上滚爬。我站在砖厂里，像是蒸笼里的一个馒头，身体在膨胀，情绪也在膨胀。我真不忍心看父亲那沧桑年迈的样子，我感到自己是一个罪人，我见证或监视了亲人正在遭受的酷刑。父亲回头看见我，笑了一下，那笑容里带着几分尴尬，他示意我去他的工棚坐坐，避避暑。他不希望我看到他干活的样子，从小到大，他都在竭力保护我的自尊，他拒绝在我面前提及贫穷，提及生活的不如意。他惟恐自己情感的过于流露会造成对我的伤害。因此，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一直都是在隐忍和幽闭中活着。无论家里遭受怎样的困苦和磨难，他都能平静地对我说：你安心读书，其它的事，你别管。这是我听过最多的父亲对我说的话。可就在这平静的背后，却隐藏着父亲难以想象的肉体折磨和精神苦难。如果没有他在这里每月用血汗换来的几百元钱，和母亲在乡下喂猪、放羊留存的微薄积蓄，我很难奢望自己能气定神闲地坐在大学的教室里，接受命运的改造，追求虚无飘渺的理想。我突然发现了自己的自私，为了自己将来的道路光明一点，生活幸福一点，我将自己的父母逼上了一场漫无际涯的苦役。也许，我会替自己找到一个开脱罪责的借口——父母的痛苦遭际是暂时的，等我将来出息了，我定会将他们从生活的苦海中救出，安享晚年。可我又何曾细心想过，即使那一天我真的出息了，我又能在多大程度上给予他们以物质或情感的回馈？

　　我刚走进父亲住的工棚，就听见外面人声喧杂。一个工人在搬砖时突然晕倒了，几个工友正在将他往阴凉处抬，灌水、刮痧，父亲用蒲扇使劲扇风，晕倒的人仍无反应。送医院吧，我插嘴道，父亲瞪我一眼，示意我别讲话。这时，砖厂老板走过来，气汹汹地说：“身体这么虚，还来干活，早晚会给我捅漏子，先喂点十滴水，再通知家人来接，今后别来上班了。”说完，又向我父亲吼道：“老吴，别再这瞎磨蹭，继续搬砖，人家等着要货呢！”父亲无奈地立起身，朝砖堆走去，一边走，一边回头说：把他平放，掐掐人中。而其他的人仍在埋头搬砖，对眼下的一幕熟视无睹，表情跟砖头一样冷漠。大约二十分钟过去，一位中年妇女批头散发急匆匆跑来，她只朝晕倒的男人瞥了一眼，就直奔厂长身边，流着泪哀求：“厂长，我男人只是中暑，没什么大毛病，休息一下就好，您发发慈悲，别开除他，我们读高中的儿子还盼着他寄生活费呢！”厂长背着双手，一派傲慢，许久才说一句：“先回家休息吧。”那位妇女背起地上晕厥的男人，边哭边跑出了厂区。

　　目睹那位妇女匆忙消逝的背影，我一阵心酸。仿佛那离去的不是别人，而是我的母亲，她背上背着的男人，正是我的父亲。在这座砖厂里，隔三差五地有人晕倒。晕倒的人若是身体抵抗力稍强，休整两天，也就平安无事，苏醒过来，照常搬砖、烧窑。要是晕倒的人身体抵抗力差，也就自此一厥不振，严重的烙下终身病痛，捧着药罐度余生。更严重的，从此阴阳两隔，抛妻别子，成为孤魂野鬼。我不知道父亲是否在这个砖厂里晕厥过，母亲不可能告诉我，父亲更不可能告诉我。父母对我而言永远是一个解不开的谜，就像我永远是他们心里一把打不开的锁。

　　暑假结束我返回学校时，我曾强烈要求父亲别在去砖厂干活了，并向他们证实自己可以通过勤工俭学的方式来完成学业的能力。父亲先是唯唯诺诺，不作正面回答。后来在我的再三逼迫下，他才勉强说：“等过完这个冬天，我就回家陪你妈。”一个冬天过去，又一个冬天过去，冰雪覆盖着的大地解冻了，阳光重新照临地面，母亲一个人孤零零地赶着羊群走向河滩，走向草地，她的身旁没有看见父亲的影子。父亲还在县城的那个砖厂里搬砖、烧窑，也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挑着千斤重担，为家庭，为儿子搬运着稻粮和梦想——直至我大学毕业。

　　站在县城背面的山坡上俯瞰我教书的学校，它宛如一个幽深的破庙，或者一个废弃的粮站。曾经，这里是县城最大的汽车修理厂，收容了本城众多社会闲散青年——高考落第的、流浪乞讨的、坐牢出狱的……当然，也不乏从农村的秧田里逃出来，渴望学门技术改变命运的放牛娃儿。他们最终将希望的目光投向这个象征工业时代优越性的汽车修理厂。他们盼望能在这里，驾乘自己的生活列车，紧握方向盘，随意调控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结果来这里的大多数人，却只能驾着故障百出的教练车，在巴掌大的一块地盘上，曲曲歪歪原地绕行……学校学生不多，总共200余人。这些孩子，被人赋予一个特定称谓：“问题少年”。所谓“问题”，是指这些孩子大都性格孤僻，桀骜不驯，经常不把心思用在学习上，整天寻衅滋事，打架逃课，充满狂浪的乡野之气。他们的父母多半是在砖厂里搬砖烧窑的工人，平常，大人们都去砖厂下劳力了，很少会顾及他们。亲情的缺失和内心的彷徨使他们惧怕回家（他们家里经常无人，柴门紧锁），而宁愿待在学校里，尽管，在他们眼里，学校就是一只鸟笼。这些孩子把学校当作自己的自由王国，或者一个展示心灵秘密的乐园。在这里，他们可哭可闹，可疯可打，可跳可追，他们喜欢这种无家长束缚的生活秩序，他们对未来不需要理想，他们意识不到正在经历的生活的迷茫和空虚。课堂上，他们打瞌睡，望着窗外发呆，与上课的老师顶撞；下课后，他们躲在厕所里抽烟，用小刀在课桌上刻桃心图案，把一封情书夹在某个女生或男生的书页里；入夜，他们邀伙结伴，藏在操场角落，装神弄鬼，把上完厕所出来的女教师吓得尖叫，甚至，把尿射到伙食团的饭盆里，然后，幸灾乐祸地等待听到炊事员的叫骂声……学校里的好老师就这样一个一个被这群孩子给气走了。除剩下几个临退休的“老板凳”（学生的叫法），还在挣扎着和这帮孩子们做游戏外，其余的教师则都是刚从大学毕业的实习生。来这里实习的每个教师，先都如我一样，立志献身教育事业，发誓来这边陲之地成就梦想，坚信艰苦的环境能磨练人的意志，把平凡的事干好就不平凡。可往往一年不到，曾经满腔热血的有志青年就一个个从这所学校静悄悄地离开了，连脚印也不曾留下。他们走的时候，无一例外甩下一句话：这哪是人待的地方。

　　我曾几次下定决心离开这所学校，最后都放弃了。这倒不是因为这里是我的故乡，或者说我有建设家乡的高尚情怀，而是，我发现在这群“问题少年”中竟深藏着一颗忧郁而躁动不安的灵魂，这颗灵魂我似曾相识，仿佛是从20几年前的我的身体里逃出来的。如今，它游动在一个女孩的体内和血脉里。女孩姓徐，是这200多个学生中的一个。她与班上的其他学生相比，有着一种特别的气质，忧伤。安静。慎思。眉宇间透出一股不屈服于生活或命运的倔犟。她不喜欢跟别的学生玩耍，上课极为认真。课间，她要么坐在座位上埋头写作业，要么站在教室走廊上，手扶栏杆，望天空中变幻的云朵，或凝视远处一棵风中的梧桐树，出神遐思，模样看上去极富艺术魅力。那时，我料定这个姑娘一定有着不平常的生活经历，内心一定涌动着潮水般丰沛的情感。我的猜测来自于她每天上学的迟到，无论老师对他如何责骂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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