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国真诗歌走向远方,论中国诗歌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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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中国诗歌的走向

　　记得何其芳先生曾在《话说新诗》中说道：“（诗歌）形式的基础是可以多元的，而作品的内容与目的却只能是一元的。”这种“多元”显然不排除传统诗歌的写作技法与精神，在三十年代这个问题做出了局限性的选择，如没有脱离格律诗的音律和比较顽固的形式。到了当代这种自由向传统诗歌精神的指归本来应该有另起炉灶的趋势，有新的产物。恰恰相反，不光诗歌如此，整个文化界都有点畸形，传统文化好像被一种莫名其妙的娱乐现象所遮蔽。陈旧的东西固然不能死守，但传统文化经验和精华我们真正吸收了多少。注意变革出新，是要有基础的。

　　就现状来说，当代诗歌的战斗力几乎丧失殆尽，这种竞争属于文学本身的时代选择。诗歌的经验性写作淡漠化，表现上缺乏艺术支撑。市场经济下，人们的社会精神压力增加，是人们对沉重的肉体和精神压抑期望在虚空的故事情节中得到解放的欲望日渐强烈。换句话说，人们渴望找到适合自己的精神模板。这源于价值观的“自我实现”程度超越了诗歌“自我实现”发挥的作用。显然，诗歌相对隐晦的艺术性无法满足人们对文学浅易化的要求。由于人们对自我的重视，致使“诗歌的自我”已经很难代表一致的“社会自我”，形成表达一致的思想共鸣。“我”的价值的独立，使诗逐渐失去了社会指向。可以肯定的是这已经不是朱自清先生所说的那个“‘我们’替代了‘我’，‘我们’的语言替代了‘我’的语言”的时代了。（朱自清《今天的诗－－介绍何达的诗集》）。因此，诗歌的现实是如何处理诗歌艺术经验性和理性化的写作与现实文学浅易性要求之间的关系。其中，还必须重视娱乐圈对文化的“恶搞”，造成的深刻后果。

　　再谈谈网络文学。网络文学的发生，毫无疑问可以作为一个事件来分界，这可能成为当代文学代际分类的标志。实质上这是对诗歌写作艺术性的一种背叛，所以在诗歌的探索方面裹足不前，或仅限于语言的矫揉似的的翻新，或仅限于一味的艺术研究，或者种种难以想象的其他。让人不解的是这种躯壳式诗歌竟然成了诗歌界的主义一般“欣欣向荣”了。这种向单纯而固执的语言矫揉者缴械投降的顽疾究竟意味什么？试问这种将无目的的指向植入诗歌与白话穿上花花马褂有什么区别？

　　这一切反过来又必使我们产生了文学目的的再思考，必须明确的是文学的大众化并不等同于要剥夺文学的艺术性的本质，诗歌更是如此。诗歌边缘化地位也许在全世界都有或轻或重的表现。顺便说说畅销文学，畅销文学可以肯定的是的确反应了时代心理的某些方面，但它是市场的产物而不能代表文学本身的选择。换句话说,文学需要市场，但文学不全是为市场服务的。有些作家常常这样说，“我又写了一部小说，肯定能买”之类的话。可想而知，作家群体的文学品质也有所下降。“浮沤式文学”压迫着“本真文学”的市场，并且遮蔽了本真文学的光芒，这是个不争的事实。好作家的作品滞销，而毛皮小孩的文字却烂漫开花。于是，有些本有文学品质的作家就坐不住了，解衣磅礴，手握如椽大笔作为道具，跟着起舞起来。为的仅仅是经济利益，这谁能说是个错误呢？作家也要生活吧？可鉴这就是文坛的大洞创，全世界一个样。实质上是文学本身与市场的磨合是否跟上了时代青年的群体思想的问题。简言之就是文学发展之于时代心理相对滞后了，其中不乏有受到的政治桎梏方面的原因。

　　言归正传。泛读当代诗歌写作，不难发现其骨髓的顽疾就在于自我实现缺少细致的个性体验和诗歌的艺术经验，其综合艺术过于单一。贫瘠的诗歌的内容；网络写作浅易化及对诗歌艺术性的背叛；诗歌理论尝试群体的丧失；诗人主观精神质量不高以及市场经济下文学界和出版界见于经济利益的顾虑对诗歌的拒绝，造成的“诗歌坠机”式的危机愈演愈烈。于此，不得不说我们的时代缺乏这种复兴诗歌文化的倡议者和领袖人物，站出来为诗歌形势之种种作作检讨，写写总结。这或许诗歌写作群体的堕落吧？

　　当然，不排除新诗在展示空间和写作标准上有些发展，但这不是什么值得自豪的事。我个人谈的仅是诗界的危机意识。诗人虽然只是一个时代的个体，但他象征的却是一种理想，是脱离物质社会的高尚的自然原质。而诗就更应该是清净时代的客观的眼睛。每一个好的诗人都有一个自己的“孤立岛”，那个世界就是理想。我们希望的仅是这种理想能带领人类更好的自强和奋斗。

　　看到诗歌界之种种，不禁使人产生疑问，请允许我将这个心声洪亮地喊给我们那些靠语言装饰速度吃饭的诗人们吧，我们那些诗界的昏君们，

　　“请问，中国诗歌，他要走向哪里？而你们又指向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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