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杜甫诗歌的艺术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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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文一：

　　杜甫是我国文学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不仅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政治倾向，而且充溢着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不惜自我牺牲的崇高精神。因之自唐以来，他的诗就被公认为“诗史”。

　　一、杜甫一生大约可分为四个时期

　　三十五岁以前，是他的读书和壮游时期。那时正值开元盛世，他的经济状况也较好，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时期。在长期的壮游中，诗人接触到我们祖国无比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壮丽的河山，为他早期诗歌带来相当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但由于这种生活方式，不可能接进人民，深入现实。因此，作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这只是他的创作的一个准备时期。

　　他步入现实主义是从第二期十载长安的困守开始的。这是安史之乱的酝酿时期，当权的是奸人李林甫和杨国忠，对于他的满腔报负无可实现，还得追随达官贵人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生活，以至经常挨冻受饿，这使得他得以深入人民，了解民众的疾苦，也看到了统治阶级的罪恶。这十年困守的结果，他变成了一个忧国忧民的人。这才确定了他文学发展的方向。

　　杜甫的第三个时期，是四十五岁到四十八岁，这是安史之乱最激烈的时期，国家岌岌可危，人民灾难惨重，他本人也历尽艰险。在陕北，他曾经和人民一起逃难。在沦陷了的长安，他曾经亲眼看到胡人的屠杀和焚掠，和人民一起感受国亡家破的痛苦。安史之乱是带有民族矛盾性质的，当时进行的战争乃是有关国家存亡的自卫战争。因此杜甫对待战争的态度也就和以前不同，不是反对，也是积极号召，在他的作品中，他一方面大力揭露兵役的黑暗，同情人民;另一方面还是勉励人民参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有名的《三吏》《三别》等一系列具有高度爱国精神的诗篇，并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峰。

　　公元759年底他弃官后历尽千辛到达成都，在成都西郊盖了一间草堂，他爱和人民往来。在漂泊的这十一年中，他的生活很苦，甚至在去世那年还挨过五天的饿，但可幸的是，无论生活上怎样艰苦，也不论漂泊到什么地方，他总是和人民息息相关，初中教材上选编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河南河北》等都是这个时期的优秀作品。他在四川飘泊了八九年。最后客死在一条破船上，在人民被奴役的时代，要发出关怀人民疾苦的强音，自然，他的处境是萧条的。

　　从以上的叙述来看，他的经历和诗歌创作风格的发展是一致的。

　　二、杜甫诗歌的思想性

　　早在唐代，杜甫就有“诗史”之称。因他的诗不仅广阔地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而衰过程中的社会面貌，形象地再现了这一历史转折时期的重大事件，而且更重要的是诗人满怀同情地真实反映了当时人民的苦难生活，他们的情感，愿望和要求，诚挚动人地表现了他的至死不渝地爱国热忱，深刻地揭露和有力地鞭鞑了统治阶级各种祸国殃民的罪行，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

　　1.杜甫广泛而深入地体验到人民的痛苦，他的诗歌反映了广大人民在战乱中、在赋税剥削和不合理兵役制度压迫下的痛苦遭遇。“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是杜甫关怀、同情人民的博大胸怀的真实写照。

　　当他亲眼目击不义战争的征戎造成人民生离死别的惨象时，便写出《兵车行》那样的长歌，对人民深表同情。在安史之乱中，亲见了残酷的兵役所造成的各种悲剧，则写下“三吏”“三别”等诗篇分别加以反映，字里行间可看出诗人的泪痕。人民的贫穷，痛苦来源于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对此，诗人勇敢地加以揭露：“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鞑其夫家，聚敛贫城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人民在战乱中，在剥削，压迫下丧失了起码的生活条件，被迫出卖儿女哀哀痛苦的惨状都被诗人反映在诗里：“伤时苦军乏，一物官尽取。嗟尔江汉人，生成复何有？”尤其可贵的是，诗人在自身极其艰难、痛苦的境况下，也能推己及人，关怀更为不幸的人民。

　　2.杜甫关心国家命运，他的大部分诗篇忧国悯时，流露出真诚感人的爱国热忱，“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比？”正体现诗人始终如一的忧国情思。

　　杜甫对平乱期间的军事、政治、外交都曾在诗中表示过卓越的见解。他认为不宜多借用回兵来评乱：“此辈少为贵，四方服勇决”更不宜让他们留在中原，招致祸患：“花门既须留，原野转萧瑟”，诗人切实感到要评定叛乱，必须依靠人民进行反侵略战争。

　　他自己的理想虽然落空，可是还寄希望于朋友，他曾冒受死进谏，也要求朋友们“临危莫爱身”。他的喜怒是以国家的盛衰存亡为转移的。他为叛乱平息，国家复归一统而喜：“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也为战乱不息而忧：“万国城头吹画角，此由哀怨何时终”。诗人到死不瞑目。

　　3.杜甫勇于揭露弊政，抨击上层统治阶级的昏庸腐朽和骄奢淫逸。“必若救疮痍，先应去 贼”正表现出他这种清醒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战斗精神。

　　诗人痛恨统治集团荒淫的生活。在许我诗篇中把统治集团的豪华奢侈和人民饿死亡加以鲜明、强烈的对比，是非爱憎，了了分明。杜甫抱着“济时爱死”的献身精神，“疾恶信如仇”对于一切危害人民、国家的人和事，都象“芒刺在我眼”一样，要加以揭露和批判，这也是以前的诗人所不及的。

　　4.杜甫一生始终洋溢着真挚火热的激情，即使在政治上迭遭打击，在生活中屡受折磨，也从末低落和消沉。政治态度上出如此，对日常生活及自然景物也无不充满着深挚的感情。在其吟咏自然景物、怀念亲友、咏史怀古的作品中，也常表现出他热爱祖国、同情八 民、翔时政的思想感情、

　　公元763所腊月吐蕃陷长安，大肆劫掠，诗人在蜀中见到山花早开，在其《早花》诗中流露出对京城，时局的满腹忧虑；《登楼》更是这方面的名作，对景伤时，寄恨无遥深。《月夜》和《月夜忆舍弟》是他怀念亲人的名篇。杜甫怀念李白的诗歌写得即多又 好，其中有对李白的倾慕；有对李白的同情并为之鸣不平。鉴于以上杜甫本人被誉为“诗圣”的桂冠。

　　三、杜甫诗歌的艺术特色

　　其诗思想内容博大深厚，题材严肃，感情深沉，表现手法变化多端，故我们称杜甫最大成就和特色，是主义，以他丰富的生活经验，他的诗多取材于生活，所以他需要用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这就是形成他的诗的这一特色的内在原因。在此我们专谈杜甫数量最多，质量较高的叙事诗在这方面的运用。

　　1.善于对现实生活作典型的艺术概括。他很善于选择和概括有典型意义的人物，通过个别，反映一般。比如《兵车行》中那个“行人”的谈话，便说出了千万个征夫戍卒的相同或相似的遭遇；“三吏”、“三别”更是典型概括的最好的范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十室几人在，千山空自多”杜甫这些诗所以千百年来都 一直能令人读后感到惊心动魄，其秘密也应在于它是现实生活的高度集中的概括。

　　2.寓主观于客观。也就是将自己的主观意识、思想感情融化在客观的具体描写中，而不明白说出。审杜甫叙事诗的最大特点，也是他最大的本领，因为必须具有善于克制自己的激动的冷静头脑。在《石壕吏》中除“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二句微微露出了他的爱憎以外，便都 是对客观事物的具体描写，他把自己的主观感受和评价融化在客观的叙述中，主事物本身直接感染读者。在《兵车行》里，杜甫始终没有开腔，“行人”的话说完，诗也就结束了。他的诗寓讽刺于叙事之中，更觉得哀痛真挚。

　　3.对话的运用和人物语言的个性化。为把人物写得生动，他吸收了汉乐府的创作经验，常常运用对话或人物独白，并作到了人物语言的个性化。他十分重视诗歌语言的琢磨、锤炼，善于运用最少的文字，贴切而行象地表现最多的内容。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前人就曾说这十四字中含有八层的意思。“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极为形象地概括了战乱时代和诗人漂泊生涯，杜诗用字的准确往往看出诗人锤炼的工夫。名句“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中“垂”字显出夜间平野的广阔，“涌”字显出月映大江，波光荡漾的景色。“群山万壑赴荆门 ”中“赴”字把静静的群山如龙蛇般飞舞。

　　《新婚别》中，写一位新娘子的独白:“兔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结发与君妻，席不暖君床。幕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君行虽不远，守边赴洛阳…..”新婚竟成生死离别，本是痛不欲生，但一想到自己还是刚过门的新娘子，所以态度不免矜持，语带羞涩，备极吞吐，这是完全符合人物的特定身分和精神面貌的。

　　4.杜甫诗歌风格多样，“沉郁顿挫”是其诗的基本风格。“沉郁顿挫”是杜甫在其《进雕赋表》中对自己的创作风格的概括。博大深后的思想内容，百转千回，反复咏叹的感情表达方式，凝重深沉。忧郁悲壮的艺术境界，谨严的格律和铿鏘的音韵，是形成这一风格的主要因素。

　　和其他伟大诗人一样，杜诗的风格多样化的。他也有部分诗篇清峻奔放，舒缓平和，意境幽静而明朗，感情轻松而闲适，如《水槛遣心》等诗都体现了这种迥异于“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

　　5.杜甫采用的诗歌形式极为完备，各体兼擅，无体不工。杜甫尤精于律诗，他的律诗格律谨严，章法整饬，对仗工稳，技巧圆熟无比，代表了唐代律诗的最高成就。正如他在《敬赠郑谏议十韵》中所形容的“思飘云物动，律中鬼神掠。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确实达到“超凡入圣”的境界。

　　他的乐府诗不仅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于事而发”的传统，而且创造了“即事名篇的新形式，为后人开拓了新题乐府的创作途径。

　　四、杜甫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及影响

　　北宋末年的爱国宰相李纲赞叹杜甫的诗说：“岂徒号诗史，诚足继风雅。鸣呼诗人师，万世谁为亚？”这四句诗的确可以概括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成就，渊源，及其在中国诗史上的崇高地位和深远影响。杜甫是不愧为“诗人师”的，他的诗歌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吸引着后世一代又一代的诗人，从中吸取精神的营养，获得艺术的借鉴。例如，白居易有意识地学习杜甫“即事篇”的新题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创作方法，写了大量的现实主义作品，并发起了一个新乐府的诗歌运动；影响所及，直到晚清的黄遵宪。

　　杜甫诗中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唤起后代进步作家强烈的共鸣。北宋的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对此无比崇拜，并表示：“推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

　　杜甫现留存有《杜工部集》诗歌1400多首。历代注杜诗者上千家。他是有世界声誉和影响的伟大诗人，他的作品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广泛流传。1962年，杜甫诞生1250周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把他定为世界文化名人来纪念。我国在8世纪时就诞生了这样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给我们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值得我们学习，研究。

　　范文二：

　　现存杜诗1400余首，从思想内容来看，显著特点就是社会现实与个人生活的密切结合，个人命运与国家人民的命运处处相关，有着丰富的政治内容，浓郁的时代气息。可以说，举凡朝政大事，民生疾苦，以及个人恩怨，在杜诗中一定有所反映。通过杜诗可以看出一个王朝的历史轨迹。

　　丰富的思想内容成就了杜诗鲜明卓越的艺术特色。杜甫穷尽一生的才学做到了集古典诗歌之大成，并加以创新和发展。主要的艺术成就主要有以下五点：

　　第一、杜甫善于对现实生活作高度的艺术概括。这种概括，有的时候是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事物，通过客观的描写，把复杂的社会现象集中在一两句诗里，从而揭示它的本质。比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把尖锐的阶级矛盾集中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十个字里，使人触目惊心。再如《白帝》：“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表现四川军阀混战的罪恶，也是把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概括在两句诗里。还有像《岁暮》：“天地日流血，朝廷谁清缨?”也很集中地概括了安史乱后的政治局势。

　　第二、雄浑壮阔的艺术境界和细致入微的表现手法相统一。杜甫诗以体物察情见长，往往通过刻画眼前具体细致的景致、事物、人物内心世界，来创造雄浑壮阔的境界，表现重大主题。善于寄情于景，使情景交融，创造出动人的意境。

　　第三、杜诗的语言艺术。杜诗在语言艺术方面是有突出成就的。他的语言经过千锤百炼，用他自己的话说，“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他喜欢佳句，所以他的语言一定要得到那种惊人的效果，如果达不到这种效果，那么就要继续地反复地修改，死也不甘心。杜甫的语言不同于李白的单纯自然，而是苍劲的，凝练的。所谓苍劲，就是苍老遒劲的意思。他曾经称赞郑谏议的诗说：“波澜独老成。”又说薛华“歌辞自作风格老”。可见杜甫认为诗要老成才好。他自己的语言也正像是一口洪钟发出的深沉的声音。凝练，是说他能用最少的字句表现最丰富的内容，达到高度的概括。苍劲，凝练，构成了杜诗语言的主要特色。

　　第四、创造地运用各种诗体，并取得了出色的成就。从诗歌的体裁方面来看，杜甫是众体兼长的一个诗人，五言、七言、古体、律诗、绝句，他都能够运用自如，尤其是古体和律体，杜甫写得非常好。他的古体诗大概一共有五百多首，其中五古三百六十一首，七古一百四十五首。他常常运用这种体裁将叙事、抒情、议论三者融合在一起。像《自京赴奉先县咏怀》、《北征》、《三吏》、《三别》、《洗兵马》都是如此。杜甫勇于探索，不断创新，全面发展和完善了诗歌体裁，真正做到了众体皆备。将五言古诗这种诗体推向了登峰造极的境地，并发展了律诗的形式。

　　第五、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关于杜甫的艺术风格，前人一直是用“沉郁顿挫”这四个字加以概括。杜甫诗歌里的多种多样的形象都在“沉郁顿挫”的风格上取得了统一。杜诗内容广博，体式多样，风格也多姿多彩，而其主导风格是其夫子自道的“沉郁顿挫”。沉郁顿挫包括了“意”和“法”，即思想感情和表现方式两个方面。“沉郁”有深挚、沉雄、郁结、抑塞之意，主要指感情的力度和深度，侧重于“意”、“思想”。顿挫有抑扬曲折、句断意连、波澜起伏之意，主要指感情表达的层次、节奏，侧重于“法”、“表现”。沉郁与顿挫之间有紧密的联系。唯感情聚积得沉郁，表达起来才不至于一泻无余；唯表达得委曲盘旋，似有不尽之意，才越发显得感情的深沉郁勃。“沉郁顿挫”有忧愤深广、潜气内转而又波澜老成的含义。

　　综上所述，杜诗的艺术特色可谓鲜明，树立起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又一面大旗。同时中国的诗歌到杜甫又达到了一座现实主义诗歌的高峰。对我国后来诗歌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进作用。

　　范文三：

　　杜甫一生忧国忧民，以其最为自觉最为深沉的社会意识，以其毕生精力和天才创作诗歌，把个体人格化入广阔人生，襟怀博大，至性至情，使杜诗在唐代达到了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最高成就。其诗“浑涵汪茫，千汇万状”（《新唐书》本传）“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元稹《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并序》），体大思精，内蕴深广，众体兼善，素有“诗史”之称；其人则被前人赞之为“古今诗人第一”“集大成者”，享有“诗圣”之誉。杜甫在诗坛的崇高地位固然与其诗内容丰赡、思想深刻、题材广泛等因素密不可分，还与杜诗在艺术技巧上的变革创新紧密相联。可以说杜诗独开生面，“一变前人而前人皆在其中”，创造性地营造丰富的意象，精确地传达出诗人内心的复杂意绪，蕴涵着巨大的艺术魅力，给人以强烈的美的震撼。本文拟探讨杜诗意象生成特点及其所产生的审美效果。

　　一、杜诗意象选择的个性化与杜诗沉郁顿挫艺术风格之关系

　　意象是寓有作家主观情思的艺术形象，是经过诗人情感、想象、思想、美学趣味等重新处理过的感觉，来自诗人对客观事物进行“万取一收”的筛选与熔炼。它既是现实生活的写照，又是诗人审美创造的结晶和情感意念的载体。古今中外的诗人、学者对意象的创造及其审美作用都很看重。刘勰在《文心雕龙》里曾论及“窥意象而运斤”，即指诗人当以审美意象构筑其艺术世界；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形容》明确提出“离形得似”的主张，鼓励诗人“略形貌而取神骨”，追求艺术的神似，《缜密》则说“意象欲出，造化已奇”；明何景明在《与李空同论诗书》主张“意象应曰合，意象乖曰离”，指出意与象的契合与否的艺术效果；钱钟书则强调了诗与意象的相因关系：“诗也者，有象之言，依象以成言；舍象忘言，是无诗矣。”（《钱钟书论学文选》第一卷第67页）美国诗人庞德认为意象是“一种在瞬间呈现的理智与感情的复杂经验”；而韦勒克、沃伦在《文学原理》里则说成是“各种根本不同观念的联合”。因此诗人往往善于塑造特定意象来含蓄地抒发自己的情感。同一民族、同一文化背景下的人往往创造出带有自己民族文化情感的特定意象，比如“鸿雁”“杨柳”“菊花”“月亮”“杜鹃”“梅花”等。正所谓“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心态，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耳朵”（流沙河语）。

　　杜甫就是这样的一个伟大诗人！在多年的诗歌创作实践中，杜甫推陈出新，精研覃思，形成了个性鲜明的意象群。这些意象群，都浸透着诗人伤时忧国、爱民悯生的情感，带有浓厚的悲壮色彩。杜甫素怀大志，自许甚高。他“七岁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壮游》），立志 “窃比稷与契”，要“再使风俗淳”，对自己充满信心，自觉地赋予自己以时代的使命感，流露出自致隆高、凌跨世俗的强烈愿望。正是这种雄豪的性格、伟大的抱负、高尚的人格、阔大的胸怀，使杜甫在创作倾向上推崇笔力雄强、气象阔大之作，在创作实践上追求阳刚之美。体现在对意象的独特选择上，就决定了杜诗的物象选择必然会倾向于具有阳刚之美的阔大物象，表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审美价值追求。

　　于是体现在杜甫笔下的自然景象，则为“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等极为雄壮阔远的高山巨泽、长空大川等意象选择，表现了诗人广博的襟怀、强大的精神力量及人格魅力。而体现在杜甫的咏物诗中，则以对凤凰、马、鹰、鹘、雕一类雄强刚猛的动物的歌咏为主。“凤凰” 是杜诗中独具个性的意象。凤凰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神鸟，据说凤凰出现则天下太平。自从七岁咏凤凰以来，杜甫就越来越有意识地以凤凰自况。这能带来太平祥瑞的凤凰，不就是他伟大抱负的象征，不就是他的图腾吗？《朱凤行》里那只处境艰险，穷愁潦倒，孤无俦侣，却心系百鸟，犹“愿分竹实及蝼蚁”的仁爱善良的朱凤形象，正是诗人自身仁民爱物的象征。诗人在诗中热切地呼唤它的降临，“干戈兵革斗未止，

　　凤凰麒麟安在哉”（《又观打鱼》）；甚至愿献出自己的血肉之躯：“我能剖心血，饮啄慰孤愁。心以当竹实，炯然无外求。血以当醴泉，岂徒比清流。”（《凤凰台》）再看诗人笔下的马：“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房兵曹胡马》）这首诗“词语矫健豪纵，飞行万里之势，如在目前”（《杜诗镜铨》卷一赵汸语），借马之神清骨峻、昂藏不凡意象，言己之壮志雄心，充分表现了作者一往无前、以天下为己任的英雄主义气概。在《画鹰》里，诗人以鹰自比，不仅“竦身思狡兔，侧目似愁胡”，更期待着“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而在《王兵马使二角鹰》一诗中，诗人极写角鹰除恶鸟，分枭鸾，表现自己除恶务尽、再造升平的情怀。诗人这种抱负和情怀，精神和气魄，至老而弥盛，更增一种不妥协之心。如《瘦马行》《病马》《杨监又出画鹰十二扇》等诗无不表现出杜甫虽至暮年而壮心不减，鞠躬尽瘁，忠心耿耿的形象。到了《义鹘行》里虽则扶弱见刚勇，但诗人前期物象中所体现出的“万里可横行”那种目空一切的精神，因艰难时世，壮志未酬而变为“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秦州杂诗》），豪迈之中多了一些悲壮底色；而《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歌》里则发为英雄末路的浩叹了。这些诗都将主体感情注入客体之中，诗人之情志与客观之事物有机契合，使其意象更加鲜明，内蕴更加深广。正如黄彻所云：“盖其致远壮心，未甘伏枥；疾恶刚肠，尤思排击。”（《碧溪诗话》卷二）至此，诗人的致远雄心和疾恶刚肠所体现出的忠君爱国，必然升华为对人民命运深切关注的仁民爱物。前者所体现的英雄情结与后者所体现的人道情怀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

　　由此杜诗还表现出对微小柔弱的或被摧残遗忘的物象的歌咏与关注。如《孤雁》：“孤雁不饮啄，飞鸣声念群。谁怜一片影，相失万里云。望尽似犹见，哀多如更闻。野鸦无意绪，鸣噪亦纷纷。”这首诗就视觉言，“望断矣而飞不止，似犹见其群而逐之者”；就听觉言，“哀多矣而鸣不绝，以更闻其群而呼之者”（蒲起龙《读杜心解》卷三之五）。战乱频仍，人民漂泊流离，诗人同情悲切之心流露无遗。全篇皆以审美主体对客体的观照立言，客观物象鲜明地打上诗人主观感情之烙印，构成特色独具的意象，诗歌意蕴内藏，思想容量极大。他如《鹦鹉》寓失羁栖之感；《鸥》则羡其闲适自得；《猿》则奇其智能全生；《麂》慨乱世之危；《鸡》表殊乡之俗；《黄鱼》悯长大难容；《白小》伤细微不免等，都在对小生命的观照中，形象地展现着作者的精神世界。爱憎分明，至情至性，真是“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山花吾友于”（《岳麓山道林二寺行》）。

　　此外，病树、病桔、枯楠、枯棕、古塞、秋云、暮砧、残炬……甚至高江、急峡、危城、孤舟、啼猿、翔鸟、落花、落日、寒月等等；以及那辛苦的织女，堂前扑枣的老妇，重负下呻吟的老农，新婚成别的夫妻；那巧取豪夺的官吏，骄横跋扈的将军，粗暴无理的恶少，长安水边的丽人等，都成为颇能代表杜诗风格的意象，表现了诗人杜甫对中兴济世的热切，对淆乱乾坤的指斥，对横行霸道的愤慨，对漂泊流离的悲伤，对生灵涂炭的悲悯，对物力衰竭的惋惜，对博施济众的赞美。诚如叶燮所说：“杜甫之诗，随举其一篇与其一句，无处不可见其忧国爱君，悯时伤乱，遭颠沛而不苟，处穷约而不滥，崎岖兵戈盗贼之地，而以山川景物、友朋杯酒抒愤陶情，此杜甫之面目也。”（《原诗》卷二） 总之，杜甫一生不管穷与达、安与危，都始终充满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抱着以自己的生命去殉所热爱所从事的事业的坚定信念，“上感九庙焚，下悯万民疮”，其气至大至刚，其情至悲至痛；而其独具个性的诗歌意象，融自然景物、国家灾难、个人情思为一体，寄慨遥深，使真实壮阔的时代生活画面罩上了凝重深沉的忧郁色彩和悲剧气氛，感情豪壮悲怆，笔触苍老遒劲，鲜明地形成了杜诗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其意象生成的或“喷薄而出”“壮丽高朗”（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十七）的阳刚之美，或“透彻温醇”“情韵缠绵”（同前）的阴柔之美，只不过是其诗歌风格的两个不同侧面而已。别林斯基曾说：“任何伟大的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痛苦和幸福深深根植于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他从而成为社会、时代以及人类的代表和喉舌。”（《别林斯基论文学》）杜诗在其独特的诗歌意象中把家愁国恨交织起来，深刻地表现了正直知识分子的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休戚相关，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典型意义，这正是“沉郁顿挫”的精神实质。

　　二、意象的密集组合及其对近体诗自身格律限制的克服

　　诗歌意象的组合或跳跃，是一种最凝练精粹的意象表达方式。中国古典诗词意象的组合，借助了汉语语法意合的特点，词语与词语、意象与意象之间可以直接拼合。这就犹如电影里的蒙太奇手法，一个意象接一个意象，一个画面接一个画面，镜头之间留下大量的空白，让读者根据生活的逻辑、经验的积累和自身的修养去补充完善。这种高度浓缩的诗句，最大限度地增强了诗歌意象的密度和诗句的力度；不仅使诗中的意象群鲜明突出，而且为读者提供了联想与想象的广阔天地，具有极大的审美价值。

　　同李白诗歌意象的“疏宕”不同，杜诗善于把若干意象压缩在一句诗中，密度大，容量也大，显得凝重老成深厚。比如被誉为“古今七律第一”的《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整首诗的意象组织得十分紧密，特别是首联和颈联，意象一个接一个，层出不穷，用字遣词极为精当，无一虚设。“万里”一联关合多层意思，且不觉堆砌，历来为人所激赏。对此罗大经说道：“万里，地之远也；秋，时之凄惨也；作客，羁旅也；常作客，久旅也；百年，暮齿也；多病，衰疾也；台，高，迥处也；独登台，无亲朋也；十四字之间含八意，而对偶又精确。”（《鹤林玉露》十一）另有人则云他乡作客一可悲，经常作客二可悲，万里作客三可悲，况当秋风萧瑟四可悲，登台易生悲秋五可悲，亲朋凋零独去登台六可悲，扶病而登七可悲，此病常来八可悲，人生不过百年却在病愁中过却九可悲。这里万里、悲秋、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诸多意象交错组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序而无时序，交织共时，一目尽收眼底。诗中秋景已非夔州实录，而是“离形得似”的艺术幻境；诗中悲秋之情也不仅是杜甫个人独有的情绪，而是从个人生活经验中提取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审美经验，真正做到了“写现实而超越现实”。再如《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发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清陈婉俊女士注此诗说前“四句十八层”，可见意象之密集，组合之紧凑，非如此不足以道出此诗的丰富、复杂、曲折、隐微、沉痛之处。首联“国破”的残壁与“城春”的生机蓬勃构成鲜明对比，突出勾画了长安沦陷后的破败景象，寄寓了诗人感时忧国的深沉感慨。司马光赞赏道：“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近世惟杜子美最得诗人之体。如此言山河在，明无余物矣；草木深，明无人迹矣；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知矣。”（《温公续诗话》）

　　杜诗在以天然景物构成意象时，还开创了意象叠加的方法，即全用实体性的名词意象拼接浓缩，省去诸名词意象之间的关联词语，“语不接而意接”，以高度的诗化语言，扩大了近体诗的容量，达到了言约义丰、以少总多的艺术境界，增添了审美价值。如“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登高》）“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旅夜书怀》）“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含风翠壁孤云细，背日丹枫万木稠”（涪城县香积寺官阁））“日月笼中鸟，乾坤水上苹”（《衡州送李大夫七丈赵广州》）等都是意象密度极大的句子，其意象间形成一个个断裂的空白，造成意象间的脱节；实际上这是诗人有意为欣赏者留下的空白，它延长了欣赏者的审美感知过程，增加了审美趣味。此种意象叠加法，杜甫以后仿效者渐多，且不乏佳构，如“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等；柳永、马致远等人也有精妙的借鉴与创新。杜甫对意象组合方式的开拓与创新，克服了近体诗自身的局限，扩大了这一体裁的容量，丰富了近体诗的表现技巧，使诗人情感的表现更为自由灵活多变，从而使近体诗具有一种异于古诗的新的审美特征。

　　三、意象的新奇构造及其所产生的独特的审美效果

　　当诗人独特的感受与情感不能在客观事物中找到合适的表现形式时，诗人就会凭借自身的想象力，对客观事物加以变形重铸，让心灵孕育的意象，以新奇的构造方式妥帖地传达诗人的情意。杜甫有诗云：“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 他总是自觉地造语作新，尤在诗歌语言上“独开生面”。为此，明陆时雍《诗镜总论》曾指责杜甫：“在于好奇，作意好奇则天然之致远矣……细观之，觉几回不自在。”其实，“作意好奇”正是杜甫自觉的追求，“不自在”正是杜甫诗歌陌生化的效果。诗人往往用紧缩省略、颠倒错综、反接实描、动词变义等种种变形方式，使语序多“以意为之”，铸成新奇别致的意象形态，显示出一种新的审美追求与审美特征。这种变形看似“反常”“无理”，然而它却更深刻更有力地显示着所描写事物的本性、神髓、风采，因而具有着“反常合道”“无理而妙”（清贺裳《邹水轩词筌》）的特点，形成了审美意象的灵趣与奇趣。它看似破坏了先前意象的自然亲切感，却具有一种新奇性与陌生感，给读者留下了艺术想象和再创造的空间，增强了诗歌的艺术魅力。如“碧瓦初寒外”（《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初寒”之气充塞宇宙间，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碧瓦何能独居于外？但只要我们充分调动审美经验和想象力，领悟到诗人因瓦之碧色联想到草木之青翠，再由“悲哉秋之为气也，草木摇落而变衰”这一生活经验，则眼中之碧瓦的的确确独居于寒气之外；而且仰视巍巍玄元寺，感觉碧瓦之高已超然乎充塞于天地之间的寒气，则非“外”字不可了。诗句借碧瓦之实体，将诗人对高耸壮丽的玄元寺的独特感受和拜谒时的崇敬心理传达给读者，是所谓“逞于象，感于目，会于心”（叶燮《原诗》）者。再如“星临万户动，月傍九霄多”（《春宿左省》），月或有“言圆缺，言明暗。言升沉，言高下，未有言多少者”，“今曰多，不知月本来多乎？抑傍九霄而始多乎？不知月多乎？月所照之镜多乎？”叶燮进一步指出这一“多”字有“不可名言”之妙：“试想当时之情景，非言明、言高、言升可得，而惟此多字可以尽括此宫殿当前之景象。他人共见之，而不能知、不能言；惟甫见而知之，而能言之。”其实“多”只是感受，是诗人任拾遗值班时因忧国事不成寐而看月的独特感受，其中不乏诗人夜宿左省的甜蜜幸福感。故只有“多”字才足以表达他复杂的心绪。又如“晨钟云外湿”（《船下夔州郭宿，雨湿不得上岸别王十二判官》），钟声无形安能湿？又何能辨其湿？“高城秋自落”（《晚秋陪严郑公摩诃池泛舟》），“秋”如何落？从何而落？对此叶燮赞叹道：“所谓言语通断，思维路绝。然其中之理，至虚而实，至渺而近，灼然心目之间，殆如鸢飞鱼跃之昭著也。”（叶燮《原诗》）

　　从某种意义上说，诗是想象力的竞赛，创构新意象，让意味与诗的形式得到最完美的化合，乃是诗人神圣的使命。杜甫创构的新奇意象乍看悖于常情常理，实则是利用所谓“阻拒性原理”与“陌生化”原则，使那些已变得惯常的或无意识的东西陌生化；而那些从个人生活经验中蒸馏出来的细节，经由诗人主观感情的点化，并用自己独特的用词遣句、意象结构，形成个性化的情感意象，创造出全新的感觉世界。如《放船》中的“青惜峰峦过，黄知桔柚来”，由第一眼的印象到引起感受的情绪，再到理性判断，秩序井然，不正是“意识流”所追求的效果吗？试看“经心石镜月，到面雪山风”（《春日江村五首》）这样的语序，不是惟妙惟肖地绘制出了诗人因感受的强烈才引起对事物的关注的思维轨迹吗？杜甫还善于利用汉字的视觉性，将一些客观上无序的共时画面组合成有序的诗的语法，看似不经心实则精确地表达了自

　　己的感受，获得了独特的审美效果。如“桃花细逐扬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曲江对酒》），在自然界，桃花、扬花本是错杂纷下，而黄鸟、白鸟也无所谓谁伴谁飞；一经杜甫组织入诗，“逐”“兼”二字顿然化无序为有序，而人情便宛然在其中。这种新奇的意象构造，开创了由具有现实特征的意象向超现实的意象迈进的物化抒情方式，突破了旧的审美心理规范，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这在中国古典诗歌意象形态发展过程中，无疑是一个里程碑。其他如“帝乡愁绪外，春色泪痕边”（《泛舟送魏十八含曹返京因寄岑中允范郎中季明》）“驿楼衰柳侧，县廓轻烟外”（《谒元公上方》）“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月夜》）“千家山郭静朝晖，日日江楼坐翠微”（《秋兴》之三）“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秋兴》之八）等，皆属此类杜诗也写了许多人，但其个性特点不甚鲜明。

　　杜甫诗浅看不太注意诗境的积极渲染，而比较注重务实，或者说其诗对繁冗纷杂的世事的铺陈淹没了清纯的诗意和情致。当然，做为现实主义（这个词用在这里还是比较恰当）的风格的创造者的杜甫，他把艺术与现实融合成了凝结整固的一体，再次创造并证明了一种更加完善的对生活进行运思、概括，进而全面、形象的反映生活的态度和方法。这也是作者丰富的生活经历、为人处世的观念和准则所具有的独特之特点所决定的。但他的诗毕竟与李白的诗有根本上的区别，如果李白的诗是一片纯洁鲜明的空中花园或光怪陆离的海市蜃楼的话，那么杜甫的诗就是人烟熙攘的都市乡村社会里复杂的、充满人情味的现实生活，这两种艺术都需要描写和虚构，李白呼吸原野上的春风，杜甫更陶醉于人间烟火。李白和杜甫是两个世界，是世界的两极。

　　杜甫所作拟古多于格律，尽管回避格律，但他的用韵谴字却颇有令人震沭的地方，他从不笨拙的顺势爬杆，而往往藤端缒瓜，一字出如果实累，在情势转换的地方突然出人意料的让你有所收获。要之，杜甫炼字之树独标异格，而且把此种风格推积发展到高峻险峨的程度，使后人钦佩之，却望而生畏不敢效尤之。

　　杜诗不但很少出现虚出之字、每个字都咬定叙述的作用；而且词句的铺排都追求尽可能大的容量，因此杜诗都擅长叙事，他的叙事诗汪洋恣肆、纵横捭阖、上下左右牵涉极广而深邃。诗史之位非杜甫谁能安之？

　　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可是作为“诗史”的杜诗并不是客观的叙事,用诗体去写历史,而是在深刻反映现实的同时，还通过独特的风格表达出作者的心情。清人浦起龙说：“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读杜心解·少陵编年诗目谱附记》)杜甫的诗大部分涉及玄宗、肃宗、代宗三朝有关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人民生活的重大问题，可是无处不浸透了诗人的真情实感。例如杜甫中年时期的两篇杰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和《北征》，里边有抒情，有叙事，有纪行，有说理，有对于自然的观察，有对社会矛盾的揭露，有内心的冲突，有政治的抱负和主张，有个人的遭遇和家庭的不幸，有国家与人民的灾难和对于将来的希望。这两首长诗包括这么多丰富的内容，作者的心情波澜起伏，语言纵横驰骋，证明他在这不幸的时代面对自然和社会的种种现象都敏锐地发生强烈的感应。这样的诗是诗人生活和内心的自述，也是时代和社会的写真，个人的命运和国家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二者在艺术上也达到高度的融合。又如《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哀江头》等诗，篇幅较短，却也同样具有这种特点。

　　天宝后期以来，杜甫写了大量的时事政治诗，不管是陈述政见,如《洗兵马》,在梓州写的《有感》；或是揭发统治者的荒淫残暴，如《丽人行》、《忆昔二首》之一、在云安写的《三绝句》；或是寓言讽兴，如《凤凰台》、《病桔》、《枯棕》、《客从》；或是对穷苦人民的同情关怀，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又呈吴郎》；都是个人的情感与事实相结合的。还有不少长篇，有的记载国家十几年来的大事，如《夔府书怀》、《往在》;有的叙述地方变乱,如《草堂》、《入衡州》；有的回忆往事，如《壮游》、《遣怀》；更是象浦起龙所说的“慨世还是慨身”(《读杜心解·读杜提纲》)，都含有浓厚的抒情成分。

　　战争题材在杜诗中占有相当大的数量。杜甫对不同性质的战争持不同的态度。他对于朝廷穷兵黩武，消耗人力物力，是反对的，如《兵车行》、在夔州写的《遣怀》、《又上后园山脚》；对于平息叛乱,抵御外侮,是支持的，如安史之乱前期写的《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观兵》，以及吐蕃入侵时写的《岁暮》。这些诗谴责什么，歌颂什么，都很鲜明。也有些关于战争的诗，既有歌颂，也有谴责。著名的《前出塞》、《后出塞》两组组诗，曲折反复地叙述战士在从军过程中的心情变化，实际上是反映诗人从不同的角度对于战争的不同看法。这两组诗都歌颂了战场上的壮烈场面，战士如何善于战斗，勇于牺牲，取得胜利；又谴责了君王无止境的开拓边疆，主将骄横奢侈，使战绩失去积极的意义。这两组诗都是通过一个战士的自白，概括了无数英勇士兵的不幸命运。又如“三吏”、“三别”则更为具体地表达了作者的内心冲突。杜甫在洛阳路上，看见横暴的差吏把未成丁的男孩、孤苦的老人都强征入伍。他替这些人提出控诉，对差吏给以谴责，但是一想到壮丁缺乏，而又大敌当前，便转变了口气，尽可能对被征调的人说几句慰解或鼓励的话。元代鲜于枢书杜甫《兵车行》 杜甫写过许多歌咏自然的诗。他歌咏的对象，往往是既联系自己，也联系时事。历代的诗话、诗评对于杜诗里高度的“情景交融”作过许多论述。但是杜甫的诗不只有高度的情景交融,而且有情、景与时事的交融,作者在写景和抒情时，很少离开现实，随时随地都想到他所处的干戈扰攘、国困民疲的时代。如困居沦陷的长安时写的《春望》、入蜀时写的《剑门》，是最有代表性的。这类诗，杜甫越到晚年成就越大，象五律《客亭》、《江上》、《江汉》，七律《登楼》、《宿府》、《阁夜》、《秋兴八首》等，都是情景与时事交融的脍炙人口的名篇。。杜诗也写了许多人，但其个性特点不甚鲜明。

　　杜甫诗浅看不太注意诗境的积极渲染，而比较注重务实，或者说其诗对繁冗纷杂的世事的铺陈淹没了清纯的诗意和情致。当然，做为现实主义（这个词用在这里还是比较恰当）的风格的创造者的杜甫，他把艺术与现实融合成了凝结整固的一体，再次创造并证明了一种更加完善的对生活进行运思、概括，进而全面、形象的反映生活的态度和方法。这也是作者丰富的生活经历、为人处世的观念和准则所具有的独特之特点所决定的。但他的诗毕竟与李白的诗有根本上的区别，如果李白的诗是一片纯洁鲜明的空中花园或光怪陆离的海市蜃楼的话，那么杜甫的诗就是人烟熙攘的都市乡村社会里复杂的、充满人情味的现实生活，这两种艺术都需要描写和虚构，李白呼吸原野上的春风，杜甫更陶醉于人间烟火。李白和杜甫是两个世界，是世界的两极。

　　杜甫所作拟古多于格律，尽管回避格律，但他的用韵谴字却颇有令人震沭的地方，他从不笨拙的顺势爬杆，而往往藤端缒瓜，一字出如果实累，在情势转换的地方突然出人意料的让你有所收获。要之，杜甫炼字之树独标异格，而且把此种风格推积发展到高峻险峨的程度，使后人钦佩之，却望而生畏不敢效尤之。

　　杜诗不但很少出现虚出之字、每个字都咬定叙述的作用；而且词句的铺排都追求尽可能大的容量，因此杜诗都擅长叙事，他的叙事诗汪洋恣肆、纵横捭阖、上下左右牵涉极广而深邃。诗史之位非杜甫谁能安之？

　　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可是作为“诗史”的杜诗并不是客观的叙事,用诗体去写历史,而是在深刻反映现实的同时，还通过独特的风格表达出作者的心情。清人浦起龙说：“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读杜心解·少陵编年诗目谱附记》)杜甫的诗大部分涉及玄宗、肃宗、代宗三朝有关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人民生活的重大问题，可

　　是无处不浸透了诗人的真情实感。例如杜甫中年时期的两篇杰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和《北征》，里边有抒情，有叙事，有纪行，有说理，有对于自然的观察，有对社会矛盾的揭露，有内心的冲突，有政治的抱负和主张，有个人的遭遇和家庭的不幸，有国家与人民的灾难和对于将来的希望。这两首长诗包括这么多丰富的内容，作者的心情波澜起伏，语言纵横驰骋，证明他在这不幸的时代面对自然和社会的种种现象都敏锐地发生强烈的感应。这样的诗是诗人生活和内心的自述，也是时代和社会的写真，个人的命运和国家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二者在艺术上也达到高度的融合。又如《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哀江头》等诗，篇幅较短，却也同样具有这种特点。

　　天宝后期以来，杜甫写了大量的时事政治诗，不管是陈述政见,如《洗兵马》,在梓州写的《有感》；或是揭发统治者的荒淫残暴，如《丽人行》、《忆昔二首》之一、在云安写的《三绝句》；或是寓言讽兴，如《凤

　　凰台》、《病桔》、《枯棕》、《客从》；或是对穷苦人民的同情关怀，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又呈吴郎》；都是个人的情感与事实相结合的。还有不少长篇，有的记载国家十几年来的大事，如《夔府书怀》、《往在》;有的叙述地方变乱,如《草堂》、《入衡州》；有的回忆往事，如《壮游》、《遣怀》；更是象浦起龙所说的“慨世还是慨身”(《读杜心解·读杜提纲》)，都含有浓厚的抒情成分。

　　战争题材在杜诗中占有相当大的数量。杜甫对不同性质的战争持不同的态度。他对于朝廷穷兵黩武，消耗人力物力，是反对的，如《兵车行》、在夔州写的《遣怀》、《又上后园山脚》；对于平息叛乱,抵御外侮,是支持的，如安史之乱前期写的《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观兵》，以及吐蕃入侵时写的《岁暮》。这些诗谴责什么，歌颂什么，都很鲜明。也有些关于战争的诗，既有歌颂，也有谴责。著名的《前出塞》、《后出塞》两组组诗，曲折反复地叙述战士在从军过程中的心情变化，实际上是反映诗人从不同的角度对于战争的不同看法。这两组诗都歌颂了战场上的壮烈场面，战士如何善于战斗，勇于牺牲，取得胜利；又谴责了君王无止境的开拓边疆，主将骄横奢侈，使战绩失去积极的意义。这两组诗都是通过一个战士的自白，概括了无数英勇士兵的不幸命运。又如“三吏”、“三别”则更为具体地表达了作者的内心冲突。杜甫在洛阳路上，看见横暴的差吏把未成丁的男孩、孤苦的老人都强征入伍。他替这些人提出控诉，对差吏给以谴责，但是一想到壮丁缺乏，而又大敌当前，便转变了口气，尽可能对被征调的人说几句慰解或鼓励的话。元代鲜于枢书杜甫《兵车行》 杜甫写过许多歌咏自然的诗。他歌咏的对象，往往是既联系自己，也联系时事。历代的诗话、诗评对于杜诗里高度的“情景交融”作过许多论述。但是杜甫的诗不只有高度的情景交融,而且有情、景与时事的交融,作者在写景和抒情时，很少离开现实，随时随地都想到他所处的干戈扰攘、国困民疲的时代。如困居沦陷的长安时写的《春望》、入蜀时写的《剑门》，是最有代表性的。这类诗，杜甫越到晚年成就越大，象五律《客亭》、《江上》、《江汉》，七律《登楼》、《宿府》、《阁夜》、《秋兴八首》等，都是情景与时事交融的脍炙人口的名篇。

　　杜甫的集大成，首先是他身上集中了中国文化传统里的一些最重要的品质，即仁民爱物、忧国忧民的情怀。在他的诗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与屈原相似的深沉忧思。屈原与杜甫当然有许多不同，但两人在诗中表现的忧国忧时却同样至诚。在杜甫的诗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仁政思想的传统精神；可以感受到司马迁的实录精神，面对史实而不回护，正视历史。这些当然不是诗歌传统自身，但它却决定了杜诗的基本品质，说明这些品质的渊源所自。

　　就诗歌传统自身言，杜诗的叙事与议论，显然受到《诗经小雅》的影响。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调，显然又与《离骚》相近。它的缘事而发，则来自乐府传统。它浓烈的抒怀。细腻的感情，与建安诗歌有关。在诗的表现、表现形式上，他吸收的就更为广泛而多样。叙述夹议论，有“小雅”的因素，有赋的铺排技巧，有乐府的影响，也有史笔的痕迹。他的五言古诗广泛接受魏晋南北朝诗人的影响，如王粲、曹植、阮籍、谢灵运、陶渊明等。五七言律诗则可以说吸收了这两种体式发展过程中的一切经验；五律则主要学杜审言。而最重要的，是充分吸收盛唐诗人创造兴象、创造意境的经验，把它融入到叙事的技巧里，叙事而又有着意境的美。

　　即使只从语言或意象上说，也可找出杜甫与前辈诗人的各种联系。例如，他的《杜鹃》、《石龛》诗，显然受到汉乐府相和歌辞相和曲《江南》的影响。《晚登瀼上堂》“江流静犹涌”，来自阴铿“大江静犹浪”（《和傅郎岁暮还湘州》)《宿江边阁》“薄云岩际宿，孤月浪中翻”，来自何逊“薄云岩际出，初月浪中生”（《入西塞示南府同僚》)《艳曲》“江清歌扇底，影旷舞衣长”，来自庾信“绿珠歌扇底，飞燕舞衫长”（《和赵王看妓》)《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昔如纵壑鱼，今如丧家狗”；《有怀台州郑十八司户》 “昔如水上鸥，今如罝中兔”，来自鲍照“昔如鞲上鹰，今如槛中猿”（《代东武吟》)《前出塞九首》其六“驱马天雨雪”，来自鲍照“北风驱雁天雨霜” （《代白纻曲二首》其一)《小寒食舟中作》“云白山青万馀里，愁看直北是长安”，来自沈佺期“两地江山万馀里，几时重谒圣明君”（《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小寒食舟中作》“春水船如天上坐”，来自沈佺期“人如天上坐，鱼似镜中悬”（《钓竿篇》)《漫成二首》其一“仰面贪看鸟，回头错应人”，来自沈佺期“只为看花鸟，时时误失筹”（《幸梨园亭观打球应制》)意象的启发引起联想，产生类似的诗句，从中可以看出杜甫对于前人诗歌成就的熟悉与有意的吸取。他非常推崇曹植和建安诗人，推崇陶渊明和谢灵运、谢朓、鲍照、庾信，特别是阴铿、何逊，说自己“颇学阴何苦用心”。对于陈子昂、初唐四杰、孟浩然、王维、李白，他更是推崇备至。他主张转益多师，正是这一点，使他成为集大成者。(盛唐文学)

　　（文章来源：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四编第四章第四节)

　　从唐诗的发展看，杜甫是一位承先启后的人物。杜诗是唐诗发展的一个转折。由于杜诗兼备众体而又自铸伟辞，积累了极其丰富的艺术经验，有许多的层面，也就为后来者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各种可能。中唐以后，白居易、元稹继承了杜甫缘事而发、写生民疾苦的一面，且受到杜甫五言排律夹叙夹议的影响；韩愈、孟郊、李贺则受到杜甫的奇崛、散文化和炼字的影响；炼字在晚唐更发展成苦吟一派；李商隐的七律得力于杜甫七律的组织严密而跳跃性极大的技法。他们都学杜甫的一枝一节，而开拓出新的诗派。宋以后，杜甫的地位更高，他在诗史上的影响，历千年而不衰。

　　杜甫的更为重要的影响，是在思想情操方面。他的系念国家安危，同情生民疾苦，为历代士人所崇仰，在士人人格的形式上，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北宋爱国将领李纲在《重校正杜子美集序》中说杜诗“平时读之，未见其工，迨亲更兵火丧乱之后，诵其诗如出乎其时，犁然有当于人心，然后知其语之妙也。”南宋爱国将领文天祥兵败被俘，有《集杜诗》二百首，《序》说：“凡我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这种影响直至现代也历久而不衰。

　　范文四：

　　杜甫在艺术上取得具有开创性的巨大成就，为了更好地说明杜诗的艺术成就，我们把杜诗大致分为叙事诗和抒情诗两类来讲。

　　一、杜甫的叙事诗

　　杜甫的诗，被后人称为“诗史”。晚唐孟棨《本事诗·高逸第三》说：“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新唐书·文艺传·杜甫传赞》说：“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他的诗被称为“诗史”，在于他用诗记叙了安史之乱中发生的许多重要事件，反映了百姓在战争中承受的种种苦难，而且能以生动、饱满的形象，展现了整个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正如杨义所说：“杜诗的一大本事，就是把敏锐深刻的诗性直觉，投入历史事件和社会情境之中，把事件和情境点化为审美意象，从中体验着民族的生存境遇和天道运行的法则。”（《李杜诗学》下编）。

　　杜甫的诗描写了具体的情景，包括当时的氛围和人的感情，比单纯的提供历史事件的史料，更具有动人心弦的力量。如前面提到的《哀江头》、《北征》、“三吏”、“三别”、《洗兵马》等。这些诗不但可以证史，可以补史之不足，而且比历史事件更为具体生动、感人。杜甫的诗，因为具有“诗史”的特质，所以在叙事诗创作中的成就最值得注意。为了适应内容的要求，杜甫的叙事诗多用伸缩性较大的五七言古体。

　　1．善于铺陈，高度概括。

　　元稹谈到杜甫诗的艺术时说杜甫善于“铺陈始终，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杜甫诗中用赋法之处很多，但杜甫的“铺陈”，很注意对现实生活作艺术的概括，善于把丰富复杂的社会现象和忧国忧民的情怀浓缩在一些场面中或个别人物形象上。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十个字，揭示了令人触目惊心的阶级对立的社会现实。《洗兵马》中：“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概括地写出战争带来的创伤。《羌村三首》中：“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描写兵荒马乱中，家人相逢的场面，虽然写的只是杜甫一家的遭遇，却反映了广大百姓的悲惨命运。《兵车行》，写的是“道旁过者”和行人的对话，但众多行人的不幸也显示无余。《新婚别》中写的是一个征人妻的痛苦，却集中了安史之乱中无数青年夫妻生离死别的遭遇。

　　2、精心刻画细节，于细微处见真实。

　　《北征》是杜甫的名作，他在诗中回忆自己由凤翔到鄜州省家一路上所见所感，诗中写到家的情景：

　　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娇儿， 颜色白胜雪。见耶背面啼，垢腻脚不袜。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 海图坼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及紫凤，颠倒在短褐。

　　这一段描写相当细腻，通过妻子的“衣百结”，儿女的“垢腻脚不袜”“补绽才过膝”以及补丁上颠倒错乱的图案这些细节，形象地反映了战乱中民不卿生、穷困潦倒之象。

　　《丹青引》写曹霸的才高运蹇，为了表现曹霸绘画的高超本领，杜甫选择了曹霸为功臣画像的细节：“良相头上进贤冠，猛将腰间大羽箭。褒公鄂公毛发动，英姿飒爽来酣战”。精到的细节描写，淡化的是故事性，加强的是真实性。

　　3、抒情色彩浓郁。

　　杜甫的许多叙事诗，他是当作抒情诗来写的。杜甫是个感情十分丰富的人，他无法不把自己的爱、恨、同情、怜悯倾注在所描写的事件，所刻划的人物形象上。如《丹青引》中：“即今漂泊干戈际，屡貌寻常行路人。途穷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贫。”对曹霸的怀奇才而不为世所用，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在《羌村三首》中，写道自己回到家里后，父老们来慰问，说起世道的艰难，生活的艰辛，“苦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肺腑之语，句句动人，写尽了动乱年代中诗人对普通老农的体贴又无能为力的心情。

　　《无家别》是一首优秀的叙事诗，也是一首扣人心弦的抒情诗。诗中以一个当兵的农民的口吻自叙道：“永痛长病母，五年委沟溪。生我不得养，终身两酸嘶。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当他回到思念已久的家中时，才知道老母早已病死，当他再一次被征召入伍时，竟然没有一个可以告别的人！因此他悲愤地说，这样的人生，有什么意思呢？读到这样的诗句，谁能不为之动容！

　　二、杜甫的抒情诗

　　杜甫抒情诗的数量比叙事诗多，在形式上，有五七言古体，但更多的是近体。杜甫抒情诗的艺术特点，主要有：

　　1．情景交融。

　　被人推为“杜集七言律第一”的《登高》，就是情景交融的代表作：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这是杜甫流寓夔州后的作品。夔州在长江边，诗中写到的风急、猿啸、鸟飞、木落、江水流逝，都是眼前之景，但是在这些景物之中，深深地溶进了作者的时局之叹、身世之感。如“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两句，在“落木”前面冠以“无边”，在“长江”前面加上“不尽”，又用“萧萧”、“滚滚”两个象声词分别形容落叶声、流水声，这就使登高所见的秋景，十分寥廓、声色俱现，而在景物中，显然寄寓着作者对时局的忧虑、对自己一生事功的失望、对漂泊四方、寄食于人而又年迈体弱处境的无奈。所以，诗的颈联用十四个字，高度概括了他此时感受到的“八可悲”：“万里，地之远也；悲秋，时之惨淡也；作客，羁旅也；常作客，久旅也；百年，暮齿也；多病，衰疾也；台，高迥处也；独登台，无亲朋也。”（《鹤林玉露》）尾联“艰难苦恨”四字，无限沉痛。此诗人称“高浑一气，古今独步，当为杜集七言律诗第一”（《杜诗镜铨》）。他滞留夔州期间，还写下了著名的组诗《秋兴八首》，以下是第一首：

　　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

　　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

　　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

　　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诗人看到的是江峡秋色，引起的是故园之思。他正因眼前开放的丛菊，想起不得不滞留夔州两载的辛酸，耳边传来暮砧之声，又给异乡游子带来更浓郁的乡思。融情于景，情景交融，在景物的描写中，处处有诗人跳动的激情。

　　2、抒情、议论、叙事熔于一体。

　　杜甫叙事诗的抒情色彩很浓郁，这一点已见前述。而在他的抒情诗中，也往往情事结合，如《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述怀》、《秦州杂诗》、《八哀诗》等，因为叙事和抒情的结合，突出了作品的时代色彩。在杜甫的抒情诗中，抒情还往往和议论相结合，特别是在近体诗中。沈德潜说：“读（杜甫）《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诸将》五首，不废议论，不弃藻绘，笼盖宇宙，铿戛韶钧；而横纵出没中，复含酝藉微远之致；目为大成，非虚语也。”（《说诗晬语》上）杜甫的议论“带情韵而行”，如《诸将》中：“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讽刺了诸将的只能坐享太平，不能为国分忧；《登楼》中：“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上句对社稷稳固充满了信心，下句警告入侵的吐蕃军队，你们必败无疑。《蜀相》中：“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既高度评价了诸葛亮一生的业绩，又寄万分感慨于笔端。

　　3、抒情曲折委婉，跌宕反复。

　　杜甫的抒情诗真切地反映了作者内心的矛盾和痛苦、喜悦种种复杂的感情。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这首诗是杜甫流落梓州时，突然听到叛将史朝义自缢，其部下归降唐军的消息时，惊喜欲狂，冲口而出的，情绪虽非常热烈，但起伏跌宕有致。先写自己初闻时涕泪挥洒，继而看到共患难的妻子也扫去了愁云，于是更加欣喜若狂，要高歌、要酣饮，接着马上作起了回家乡的打算，“巴峡”、“巫峡”、“襄阳”、“洛阳”四个地名，用“即”、“便”、“从”、“穿”、“下”“向”几个副词、介词、动词连接起来，表达了作者似箭的归心。这首诗一气流注，惊喜溢于字外，人称老杜“生平第一快诗”（《读杜心解》），但是又转宕自如，以曲取势，曲折如意。

　　《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是一首长篇抒情诗。在诗的第一段，诗人自述平生的理想是“窃比稷与契”，感叹岁月蹉跎：“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但纵使命运对自己这样不公，还是“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并不是没想过要远离尘俗，过“萧洒送日月”的日子，只是“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无法改变自己的初衷啊！仅仅这第一段，就回旋往复，百转千折，使人感受到杜甫那种仁者的情怀。

　　三、杜甫的艺术造诣

　　杜甫诗在语言艺术上的造诣很高，在叙事诗中，他注意语言的个性化，根据不同人物的性格、身份，运用不同的语言，刻划人物的形象。如著名的“三吏”“三别”，多通过人物的对话和独白来揭示诗歌的主旨、塑造人物的形象，其中《潼关吏》中的对话：

　　借问潼关吏：“修关还备胡？”要我下马行，为我指山隅：“连云列战格，飞鸟不能逾。胡来但自守，岂复忧西都！丈人视要处，窄狭容单车。艰难奋长戟，万古用一夫。”“哀哉桃林战，百万化为鱼。请嘱防关将，慎勿学哥舒！”

　　这一段对话，双方神情毕现。诗中的“我”，对潼关的安危极其关心，“修关还备胡”？透露了心情之急切。而关吏的答话表现出他对所筑工事充满了信心，他兴致勃勃地邀“我”四处查看，边看边指点关隘的险要，反映了守关将士昂扬的斗志和必胜的信念。关吏的这八句话，浦起龙评为“神情声口俱活”（《读杜心解》）。而“我”的嘱咐，则表现了诗人思虑的精深。

　　杜甫诗中大量地引用俗语，造成亲切感、真实感，有助于突出人物的性格。如《兵车行》中：“爷娘妻子走相送”，“牵衣顿足拦道哭”；《前出塞》中：“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新婚别》中“免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都很附合普通百姓的身份和口吻。元稹《酬李甫见赠》诗云：“杜甫天才颇绝伦，每寻诗卷似情亲。怜渠直道当时语，不著心源傍古人”。高度评价了杜甫诗运用口语、俗语、使诗歌更接近生活的表现手法。但杜甫又十分注意诗句的锤炼，他善于选择富有表现力的字、词用到恰当的地方。如《夏日李公见访》中：“墙头过浊醪”的“过”字，写出了杜甫和邻里之间的关系，也写出了因贫困而陋屋低矮的情景。他不但善于用动词使诗句活泼起来，还善于用副词使诗富于转折变化，如“自”字的用法；“归来始自怜”、“

　　孤云无自心”、“暗飞萤自照”、“立国自有疆”等，增加了句子的表现力。杜甫重视炼字，他说：“新诗改罢自长吟”，“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正是这种自觉地追求，使他在诗歌语言艺术上达到巨大的成功。所以皮日休说杜诗“纵为三十车，一字不可捐”（《鲁望昨以五百言见贻因成一千言》）

　　杜甫诗歌的艺术风格是多样的，正如唐人元稹所说：“上薄风雅，下该沈宋，言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也如宋人王安石所言：“至于子美，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故其诗有平淡简易者，有绮丽精确者，有严重威武若三军之帅者，有奋迅驰骤若泛驾之马者，有淡泊简静若山谷隐士者，有风流蕴藉若贵介公子者……此子美所以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也。”（《杜诗镜铨》附录三）

　　杜甫转益多师、集众人之所长而成一家之独特风格，风格既统一，又表现出丰富性。杜甫诗的总体风格，就是他自己在《进》中曾说过的一段话：“则臣之述作虽不能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徒，庶企可及也。”杜甫的“沉郁顿挫”虽然指的是他的辞赋，但用来指他的诗歌艺术风格，也是非常准确的。杜甫忧生念乱，仁民爱物，既有济世之志，又遭贫病流离之苦。这里的“沉郁”“顿挫”指作者的诗篇中，有时写得“沉着痛快”；有时写得“沉挚深入”；有时“积健为雄”；有时沉厚纡曲，根底盘深；有时波翻浪卷、起落跌宕，音节上表现着抑扬缓急。

　　杜甫生活在万方多难，满目疮痍的时代，个人的命运和国家一样不幸，作为一个仁厚深沉的诗人，他的诗中流露出深广的忧患意识，各种感情奔突、作用于他的心中，千回百转，欲扬又抑，正是在这种深沉低回、欲说还休中，体现出杜诗的美学特征。

　　杜甫在以沉郁顿挫为主要风格之外，还具有萧散自然的特色。这一类风格一般表现在写景、抒情诗中，是生活较为安定时期的作品，如《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之三：

　　江深竹静两三家，多事红花映白花。

　　报答春光知有处，应须美酒送生涯。

　　《江村》：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

　　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

　　多病所须唯药物，微躯此外更何求？

　　境界安宁幽静，表现了潇洒散淡、闲适愉悦的情趣。他如“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江亭》），“仰面贪看鸟，回头错应人”（《漫成二首》其二）等，都写出了自在闲适，无心疏懒的心境和神态。

　　至于对后世的影响，我想主要是对宋代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的影响吧！

　　杜甫《江村》诗词鉴赏

　　江村 杜甫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

　　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

　　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

　　这首诗作于唐肃宗上元元年（760）。此前 ，诗人经过四年的流离生活，从同州经由绵州，来到了尚未遭到战乱骚扰的成都郊外浣花溪畔。他依靠亲友故 旧的资助而辛苦经营的草堂已经建成；饱尝颠沛流离 之苦的诗人，终于获得了一个暂时的栖身之所。时值 初夏，浣花溪畔，江流曲折，水木清翠，一派恬静幽 雅的田园景象。诗人因之借《江村》诗题，放笔咏 怀。

　　本诗首联第二句“事事幽”三字，统领全篇。中 间四句，紧紧扣住“事事幽”，一路叙下。梁间燕子， 时来时去，自由而自在；江上白鸥，忽远忽近，相亲 相近。从诗人眼里看来，燕子也罢，鸥鸟也罢，都有 一种忘机不疑、乐群适性的意趣。不仅美好夏景让人 陶醉，家中的恬静使诗人惬心快意：老妻画纸为棋局 的痴情憨态，望而可亲；稚子敲针作钓钩的天真无邪， 弥觉可爱。结句“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 虽然表面上是喜幸之词，而骨子里正隐含着不少悲苦 之情。曰“但有”，就不能保证必有；曰“更何求”， 正说明已有所求。杜甫确实没有忘记，自己眼前优游 闲适的生活，是建筑在“故人供禄米”的基础之上的。 一旦分禄赐米不存在了，一切就都谈不到了 。所以， 这结末两句，与其说是幸词，倒毋宁说是苦情。 中联四句，从物态人情方面，写足了江村幽事， 然后，在结句上，以“此外更何求”一句，承合 “事事幽”，收煞了一篇主题。

　　《江村》一诗，在艺术处理上，也有独特之处。 一是复字不犯复。首联的两句中，“江”字、“村” 字都出现过两次。按一般律诗的要求，颔、颈两联同 一联中忌有复字，首尾两联散行的句子，要求虽不那 么严格，但也应该尽可能避复字。这里用一对复字反 有一种轻快俊逸的感觉，并不觉得是犯复了。这情况， 很象律句中的拗救，拗句就要用拗句来救正，复字也 要用复字来弥补。况且，第二句又安下了另外两个叠 字“ 事事 ”，这样一来，头两句诗在读起来的时候， 就完全没有支撑之感了。

　　二是全诗前后照应紧凑 。“梁上燕” 属“村”， “水中鸥”属“江”；“棋局”正承“长夏”，“钓钩” 又暗寓“清江”。颔联“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 水中鸥 ”，两“ 自 ”字，两“相”字，当句自对； “去”“来”与“亲 ”“ 近”又上下句为对。自对而又互对，读起来轻快流畅。颈联两句皆以朴直的语气， 最能表达夫妻偕老，相敬弥笃，稚子痴顽的意境。 三是结句，忽转凄婉，是杜甫咏怀诗一贯的特色。

　　杜甫有两句诗自道其做诗的甘苦，说是“愁极本凭诗 遣兴，诗成吟咏转凄凉”（《至后》）。这首诗本是写闲 适心境，但他写着写着，最后结末的地方，也不免吐露落寞不欢之情，使人有怅然之感。前人谓杜诗“沉郁”，就在此处。

　　杜甫《江村》养生诗

　　(鉴古知今)

　　李志国

　　现代都市，高楼林立，车多如潮，人多似海，人车争路，拥挤得很。环境污染，汽车尾气，令人关注。为了生存，除了关爱环境之外，人们可以利用节假日多到公园、绿地、乡村、森林、山岳、江河海滨旅游。“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吸收大自然的新鲜空气，拥抱阳光，从太阳的紫外线和负离子中获取更多营养。老年人还应多一些有益于身心健康的爱好，如琴棋书画、养花种草、垂钓养鸟等。

　　唐代大诗人杜甫《江村》一诗，是他晚年生活的真实写照，对老年人养生颇有新意，很值得一读。现抄录如下：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

　　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

　　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

　　这首诗的大意是：清清的锦江水弯弯曲曲，环抱着村庄，夏天住在这样的地方，事事都觉得恬静幽雅。那自来自去的燕子在屋梁上飞舞，那相亲相爱的白鸥在水中戏游。老妻拿来白纸铺在桌上精心绘制着棋局，天真活泼的孩子敲弯了铁针做着钓钩。老年人不愁吃穿了，还求什么？诗人认为，人老了，不要精神不振，要多去环境优美的地方散心，寻找生活中的乐趣，让身心健康，不必再追求身外之物。

　　范文五：

　　杜甫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座现实主义高峰，不仅因为他的作品有广阔题材和深刻的思想，而且还因为他在艺术上有杰出的成就，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是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从创作方法上看杜甫的最大成就和特色，是现实主义。杜甫有他独特的丰富的生活经验，他的诗多取材于人民生活，和社会现实密切结合，为了真实地形象地反映现实生活，他需要采用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 这就是形成他的诗的这一特色的内在原因。

　　为了比较便于阐明杜甫诗现实主义的若干特点，我们可以分别地就叙事诗和抒情诗两方面一谈。

　　杜甫的叙事诗，特别值得我们珍视。在他以前，文人写的叙事诗是很少的，叙人民的事的就更少。杜甫的叙事诗，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现实主义特色也表现得最为突出，最为充分。这有以下几点： 第一、善于选择典型事物，塑造典型形象。杜甫具有敏锐的观察力，最善于从生活中攫取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事物，进行高度的艺术概括，深刻地反映现实。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用两种现象的鲜明对比，形象地概括了阶级对立的现实本质。“三吏”、“三别”两组诗，最能说明杜甫的概括力。分别，本来是最令人伤心的事，作为历来文学中经常表现的题材。但杜甫写战乱中的别，选取了三个典型：一个是“暮婚晨告别”的新婚别，一个是“子孙阵亡尽”的老夫妻的垂老别，最后一个是被战争摧毁了家园、只剩光棍汉的无家别。这三个事件，三个典型，最深刻地反映安史之乱给人民造成的深沉灾难，也说明了杜甫运用现实主义典型方法的高超技巧。《哀江头》杜甫叙事诗特别出色的一首，它的形象丰富多彩，而形象之间若断若续，似联不联，好像有许多话要说，却又不愿一一说出。这就给读者留下了许多想象的余地。苏辙关于这首诗说得好：“予爱其词气，若百金战马，注坡蓦涧如履平地，得诗人之遗法。如白乐天诗词甚工，然拙于纪事，寸步遗犹恐失之，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大胆略去次要情节，而强烈地表现与主题关系最深的部分，造成形象之间的跃动，再加上随之而来的跌宕顿挫的节奏，于是就得到了极好的艺术效果。杜甫写作叙事诗的经验，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第二、善于对现实生活作典型的艺术概括。在杜甫许多著名的叙事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很善于选择和概括有典型意义的人物，通过个别，反映一般。比如《兵车行》中那个“行人”的谈话，便说 了千万个征夫戍卒的相同的或相似的遭遇；“三吏”、“三别”更是典型概括的最好范例。例如《无家别》里，写战乱后乡里的面目，写无家可归的士兵的心理：“近行只一身，远去终转迷。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写士兵对死于沟壑的母亲的回忆，都有极其深广的现实内容。就以《羌村》来说，虽然是叙述诗人自己乱后回乡的经历，但是，诗中所写的“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等家人相逢的情景，以及“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欷嘘”的场面，绝不只是反映了诗人自己的生活经历。杜甫这些诗所以千百年来都一直能令人读后感到惊心动魄，其秘密也就在于它是现实生活的高度集中的概括。杜甫还善于把巨大的社会内容集中在一两句诗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所以震撼人心，就因为它是诗人以如椽的诗笔，概括了社会现实中的尖锐的矛盾，写出了统治集团的铁案如山的罪证。再如：“十室几人在，千山空自多”，“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等，同样是以高度集中的概括而“力透纸背”的名句。卢世点评“万姓疮痍合，群凶嗜欲肥”二句说：“合字肥字，惨不可读。诗有一字而峻夺人魄者，此也！”合、肥二字所具有“峻人夺人魄”的力量，便是高度集中的结果。

　　第三、重视细节的描写。浪漫主义诗人常常大笔挥洒、泼墨如云，现实主义诗人却着重细致入微的刻画。杜甫特别重视细节的描写。他善于抓住生动的细节，准确地表现人物的心理，反映事物的本质。如《垂老别》中写老夫妻分别的场面：“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孰知是死别，且复伤其寒。此去必不归，还闻劝加餐。”这老妻的哭，不是“牵手顿足拦道哭”，而是“卧路啼”。她哭得太伤心了，又加上年老体弱，哭得躺在路边，而且边哭边喊，叫丈夫多吃点饭。这逼真的细节描写，最生动有力地表现这对相依为命的老夫妻之间的感情和战争的惨酷，具有摧心裂肺的艺术力量。再加上《羌村三首》中“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娇儿不离膝，畏我复离去”，都生动细腻地表现出战乱中人们的心理状态。杜甫非常重视细节的表现，以达到以少总多、以一当十的艺术效果。这正是现实主义方法的重要特点。

　　杜甫善于捕捉富于表现力的、能够显示事物本质和人物精神面貌的细节。例如《兵车行》：“长者虽有问，役夫敢伸恨？”便是这样一细节，它不仅提示了那个役夫“敢怒不敢言”的痛苦心情，而且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又如《石壕吏》用“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这一细节暗示出老妇竟被拉走的惨剧，《丽人行》用“犀筋厌饫久下”这一小动作刻画那班贵妇人的骄气，都是很好的例证。他细节描写最出色的是,《北征》中写他妻子儿女的一段：

　　……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妖儿，颜色白胜雪。见爷背面啼，垢腻脚不袜。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海图坼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及紫凤，颠倒在短褐。老夫情怀恶，呕泄卧数日，那无囊中帛，

　　救汝寒凛冽。粉黛亦解苞，衾袖稍罗列。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狼籍画眉阔。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问事竞挽须，谁能即嗔喝。翻思在贼，甘受杂乱聒。……

　　这里不仅生动地描绘了小儿女的天真烂漫，而且也烘托出了他自己的悲喜交集的复杂心情。前人说杜甫“每借没要紧事，形容独至，”其实就是细节描写。

　　第四、善于把主观意识隐寓在客观的描写中。李白常借用直抒胸臆的手法抒他火山爆发式的感情，而杜甫则用形象说话的方式把自己的感情隐藏在客观的描写中。也就是将自己的主观意识、思想感情融化在客观的具体描写中，而不明白说出。这是杜甫叙事诗最大的特点，也是杜甫最大的本领，因为必须具有善于克制自己的激动的冷静头脑。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已矣。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孙有母未去，出入无完裙。老妪力虽衰，请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除“吏呼一何怒”二句微微透露他的爱憎之外，便都是对客观事物的具体描写。他把自己的主观感受和评价融化在客观的叙述中，让事物本身直接感染读者。比如“有吏夜捉人”这一句，无疑是客观叙述，但同时也就是作者的讽刺、斥责。不必明言黑暗残暴，而黑暗残暴之令人发指，已自在其中。此外，《丽人行》中对杨国忠兄妹的荒淫，只是从他们的服饰。饮馔和行动上作具体的刻画，不显加谴责，而讽意自见。白居易也是现实主义诗人，我们如果拿他同样是反对穷兵默武的名诗《新丰折臂翁》和杜甫的《兵车行》对照，马上就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差异。在《兵车行》里，杜甫终没有开腔，“行人”的话

　　说完，诗也就结了。但在《新丰折臂翁》中，白居易在叙述那折臂翁的谈话之后，却自发议论，明白点破作诗的主旨。白诗的讽刺色彩虽然很鲜明，但杜甫诗寓讽刺于叙事之中，更觉真挚哀痛，沁人心脾。

　　第五、采用俗语，这是杜诗现实主义特点的又一体现。杜甫在抒情的近体诗中即多用俗语，但在叙事的古体诗中则更为丰富，关系也更为重要。因为这些叙事诗许多都是写人民的生活，采用一些俗语，自能增加诗的真实性和亲切感，并有助于突出人物的性格和语言的个性化。比如同是一个呼唤妻子的动作，在《病后过王倚饮》一诗中，杜甫用的是“唤妇出房新馔，”而在《遭田父泥饮》中，却用的是“叫妇开大瓶”，“叫妇”这一俗语，便显示了田父的本色。其他如《兵车行》的“爷娘妻子走相送”，“牵衣顿足拦道哭”，《新婚别》的“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也是很生动的例子。至如《前出塞》的“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更是如同谣谚了。杜甫创作态度严肃认真，他自己说：“新诗改罢自长吟”，“语不惊为死不休”，讲究千锤百炼，一丝不苟。如“朱门洒肉臭，路有冻死骨”，“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高度概括了现实的本质现象，以很少的字词，包含丰富内容。再如“身轻一鸟过”的“过”，“暮投石壕村”的“投”，“星垂平野阔”的“垂”，都非常准确生动，很难改换更易。“爷娘妻女走相送”；“射人先射马，擒贼王”；“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等，都是民间俗语，经过熔铸加工，增添了表现力。

　　作为一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抒情诗也有他自己的风格，同样体现其现实主义的特点。他往往象在叙事诗中刻画人物那样对自己曲折、矛盾的内心世界进行深入的解剖，《赴奉先咏怀》头一大段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闻官军收河南北》是杜甫生平第一首快诗，乍一看好象很抽象，其实仍很具体，他用“涕泪满衣裳”来写他的喜极而悲，并抓住“漫卷诗书”这一小动作来表现他的大喜欲狂，下面四句虽然属于幻想，但在幻想仍有丰富的形象性。在叙事诗中，杜甫寄情于事，在抒情诗中，则往往寄情于景，融景入情，使情景交融。他往往把思想感情凝聚在秋景之中，譬如“这顷风定支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王师未报收东郡，城阙秋生画角哀。”“清秋幕府井梧寒，独宿江城蜡炬残。”“秋枯洞庭石，风飒长沙柳。”在秋天的萧瑟和衰飒中，渗透了诗人伤时忧国的心情。杜甫多年飘泊于长江上下，江流、狐舟、急峡、危城，……这一切几乎和诗人的生活融为一体。他的思想感情也在这些形象上找到了寄托：“薄云岩际宿，狐月浪中翻。”“星垂平野角悲壮，涌大江流。”“壁立石城横塞起，金错旌竿满云直。”“五更鼓角声奄壮，三峡星河影动摇。”动荡的江水、急峭的的山峡、孤清的月色、凄厉的画角，正是诗为宏阔悲壮的心情的反映。《登高》是一首非常出色的抒情诗：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我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长作客，百年病独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亭浊酒杯。

　　这首诗集中了秋天和大江这两个杜诗中最富于想象力和联想力的形象，那急风、高天、猿啼。飞鸟、落木、长江、无不饱含着诗为对国家和身世的酸辛与愤悱。胡应麟评曰：“精光万丈，力量万钧。”这话是中肯的。再如《白帝》也集中了秋天和大江的形象：

　　白帝城中云出门，白帝城下雨翻盆。高江急峡雷霆斗，古木苍藤日月昏。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

　　雄浑苍劲的形象与跌宕顿挫的节奏，表现了诗为难以平静的忧愤，也反映了那时战乱时代的气氛。

　　另一种是只见景，不见情，《如登慈恩寺塔》：“秦川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其中便包含着忧国忧民的心情。“五更鼓角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高江急峡雷霆斗，古木苍藤日月昏”，其中也同样有着诗为跳动的激情和那个混乱时代的阴影。

　　在叙事诗中，杜甫尽量有意识地避免发议论，在抒情诗，具体的说在政治抒情中，却往往大发议论，担出自己的政见和对时事的批评，如“由来强干地，未有不臣朝”、“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之类，具浓郁的现实主义色彩。

　　杜甫是一个具有远大政治抱负的诗人，这就决定了他的现实主义是有理想的现实主义。因此在他的某些叙事兼抒情的诗中往往出现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洗兵马》可以作代表。诗一开始就以飘风急雨的笔调写出了太快人心的胜利形势，热情地歌颂祖国的中兴：“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夜报清昼同。河广传闻一苇过，胡铖命在破竹中。”但一面又以唱叹的语气提醒统治者要安不忘危：“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过崆峒。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并幽默地讽刺了那些因人成事、趋炎附势的王侯新贵：“攀龙附凤势莫当，天下尽化侯王。”也没有忘记人民的生计：“田家望望惜雨干，布谷处处催春种。”诗的结尾更通过“安得壮士挽天河”的壮丽幻想，提出“净洗甲兵长用”的希望。全诗基调是乐观的，气势磅礴，色彩绚丽，充满鼓舞人心的力量，但又兼有清醒的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王安石选杜诗以此诗为压卷，是有眼光。此外,《凤凰台》、《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也都是较突出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韩愈语）杜甫和李白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对双子星座。杜甫继承了《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把它推上新的高峰，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即事名篇”的乐府诗，直接开导了中唐的新乐府运动，影响着晚唐的现实主义诗派，杜甫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个丰碑式的为物，千年来，许多诗人都自觉的从杜诗中接受影响。

　　范文六：

　　诗人生逢安史之乱前的全盛时期，又经历了唐朝衰落的开端。他饱经忧患的一生，是与这历史大转折时期的治乱盛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的一生经历了四个时期：积极进取的读书与漫游;壮志难酬的长安十年;离乱中咏叹的经历战乱;颠沛流离中深沉爱国的漂泊西南。杜甫一生饱经忧患，安史之乱起，更是颠沛流离。杜甫的艰苦生活，增强了杜甫诗的感染力，使他的诗歌呈现出一种以“悲”为美的特点，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严肃的写实精神

　　杜甫诗的“悲”首先表现在他以严肃的写实精神记录了他生活的那个苦难时代的悲凉。例如，写战争带给人民的痛苦，《兵车行》的开头：“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写生离死别的场面，“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写兵役的漫长，“边庭留血成海水”;写战争的惨烈，诗中继续写到战争导致国内生产力的衰减：“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人们无力交繁重的租税，“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最后借想象那些无辜的死者发出悲愤的哭喊：“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在唐诗中，如此严肃地正视现实，具有深刻的现实精神的作品非常少见的。

　　杜甫不只是一个时代有观察者、记录者，他本身的遭遇是同时代的苦难纠结在一起的。人们从他的诗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位诚实的、富于正义感和同情心的诗人，如何辗转挣扎于漂泊的旅途，历经饥寒困危，备受忧患。正如他在《登高》中所概括自己的一生“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于生活在动乱时代的人们，格外具有感染力。

　　杜甫写出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写出自己的痛苦经历，写出国家的命运和时代的悲凉，从一定意义上说，他的诗是时代的一面镜子。

　　二、强烈的批判精神

　　杜甫的伟大之处不仅仅表现在他能直面悲惨的现实，更在于他能怀着悲愤的感情对统治阶级的腐朽现象给予的强烈的谴责与批判。杜甫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好大喜功的唐玄宗，“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杜甫诗歌的批判精神进一步发展了，诗中既写到自己忠于王朝和君主的不可改移的天性，同时又对正在骊山行宫中肆意挥霍享乐的玄宗君臣提出责难。杜甫的笔已经触及统治阶级者与人民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根本性对立。在杜甫的思想中，合理的政治应当表现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和谐：君主应当爱护人民，使之安居乐业，而人民则理所当然的应该忠诚和拥戴君主。然而事实上这仅是一种空想。他作为一个诚实的诗人严肃的面对现实时，不能不为此感到困苦。杜诗的名篇“三吏”“三别”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些诗作于乾元

　　二年杜甫从华州去洛阳时。此前不久，唐军在邺城围攻安史叛军遭到大败，形势危急，唐军为了守住洛阳、潼关一线，在民间在民间拼命抓丁，连未成年人和老人都不能幸免。杜甫以叙事诗的形式描述了他亲眼所见的悲惨情形。杜甫诗中运用了把主观的思想感情融化了客观事实的叙述中，让人物和事实本身说话，不动声色地抨击了统治阶级，自然而然地表露了自己的爱憎感情。诗人对统治阶级腐朽现象的不满和批判，体现了诗人的悲愤的心情。

　　三、悲悯的情怀

　　杜甫比前人更深入、更广泛地体验到人们的痛苦，为人民的叹息流泪、以诗歌唱出人民的要求、愿望，对民生疾苦的深厚同情。他最能体贴人们的困苦，具有最博大的仁爱胸怀。在“三吏”“三别”中，他写出了在残酷兵役制度下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歌颂人民忍受最大的牺牲为祖国献身的精神。这六首诗将各种具体人物摹写得惟妙惟妙惟肖，将曲折的隐情表现得淋漓尽致，把当时的客观现实集中地反映了出来，表现了诗人关怀国家命运和同情人民疾苦的思想感情。诗人笔下的石壕村的老妇，“暮婚晨告别”的新妇，“子阵亡尽的”又告别老妻入伍的老翁，家乡荡尽、独自一生的男子……人物语言各如他们的身份，说明了杜甫了解社会，接近人民，深切地同情劳苦人民，并大胆而成功地使用了人民语言，展现了诗人的悲天悯人的情怀。

　　四、悲沉的胸襟

　　杜甫诗的“悲”还表现在诗人对国家与命运的深沉忧念。这深沉的忧念使得诗人的喜怒哀乐和国家命运的盛衰息息相通。杜甫诗歌的意向群，无不浸透着忧国伤时，爱民悯生的情感，带有浓厚的忧郁色彩。杜甫笔下的凤凰带有鲜明的个性特点：“君不见潇湘之山衡山高，山巅朱凤声嗷嗷……”（《朱凤行》）这只处境艰险、孤无俦侣，但心系百鸟、仁爱善良的朱凤，正是诗人自身的象征。它同李白诗中孤傲清高、洁身自好的凤凰是不同的。凤凰自古被视为祥瑞，杜甫在诗中热情呼唤它降临，甚至愿意献出他的血肉之躯：“干戈兵革斗未止，凤凰麒麟安在哉！”（《又观打鱼歌》）“亭亭凤凰台，北对西康州……”这些关于凤凰的诗篇，充分表现了杜诗沉郁的风格。此外，病柏、病桔等都是颇能代表杜诗风格的独特意象。“清秋幕府井梧寒，独宿江城蜡炬残”（《宿俯》）等诗句，感情悲怆 、色彩阴郁、气氛沉重，都有力地表现出杜甫深沉而忧郁的情思。

　　总之，杜甫诗歌记录了时代的悲凉，写出了作者对统治者的悲愤之情、对人民的悲悯之心以及忧国忧民的悲沉胸襟，具有以“悲”为美的感染力，在文学史上建立一座不朽的丰碑，引起后人无限的仰慕与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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