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综合英语3课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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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英语最难做的就是翻译，要如何翻译最好。以下是小编带来大学综合英语3课文翻译的相关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第一单元 生活方式的改变

　　课文A

　　在美国，不少人对乡村生活怀有浪漫的情感。许多居住在城镇的人梦想着自己办个农场，梦想着靠土地为生。很少有人真去把梦想变为现实。或许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正如吉姆·多尔蒂当初开始其写作和农场经营双重生涯时所体验到的那样，农耕生活远非轻松自在。但他写道，自己并不后悔，对自己做出的改变生活方式的决定仍热情不减。

　　多尔蒂先生创建自己的理想生活

　　售姆·多尔蒂

　　有两件事是我一直想做的——写作与务农。如今我同时做着这两件事。作为作家，我和E·B·怀特不属同一等级，作为农场主，我和乡邻也不是同一类人，不过我应付得还行。在城市以及郊区历经多年的怅惘失望之后，我和妻子桑迪终于在这里的乡村寻觅到心灵的满足。

　　这是一种自力更生的生活。我们食用的果蔬几乎都是自己种的。自家饲养的鸡提供鸡蛋，每星期还能剩余几十个出售。自家养殖的蜜蜂提供蜂蜜，我们还自己动手砍柴，足可供过冬取暖之用。

　　这也是一种令人满足的生活。夏日里我们在河上荡舟，在林子里野餐，骑着自行车长时间漫游。冬日里我们滑雪溜冰。我们为落日的余辉而激动。我们爱闻大地回暖的气息，爱听牛群哞叫。我们守着看鹰儿飞过上空，看玉米田间鹿群嬉跃。

　　但如此美妙的生活有时会变得相当艰苦。就在三个月前，气温降到华氏零下30度，我们辛苦劳作了整整两天，用一个雪橇沿着河边拖运木柴。再过三个月，气温会升到95度，我们就要给玉米松土，在草莓地除草，还要宰杀家禽。前一阵子我和桑迪不得不翻修后屋顶。过些时候，四个孩子中的两个小的，16岁的吉米和13岁的埃米莉，会帮着我一起把拖了很久没修的室外厕所修葺一下，那是专为室外干活修建的。这个月晚些时候，我们要给果树喷洒药水，要油漆谷仓，要给菜园播种，要赶在新的小鸡运到之前清扫鸡舍。

　　在这些活计之间，我每周要抽空花五、六十个小时，不是打字撰文，就是为作为自由撰稿人投给报刊的文章进行采访。桑迪则有她自己繁忙的工作日程。除了日常的家务，她还照管菜园和蜂房，烘烤面包，将食品装罐、冷藏，开车送孩子学音乐，和他们一起练习，自己还要上风琴课，为我做些研究工作并打字，自己有时也写写文章，还要侍弄花圃、堆摞木柴、运送鸡蛋。正如老话说的那样，在这种情形之下，坏人不得闲——贤德之人也歇不了。

　　我们谁也不会忘记第一年的冬天。从12月一直到3月底，我们都被深达5英尺的积雪困着。暴风雪肆虐，一场接着一场，积雪厚厚地覆盖着屋子和谷仓，而室内，我们用自己砍伐的木柴烧火取暖，吃着自家种植的苹果，温馨快乐每一分钟。

　　开春后，有过两次泛滥。一次是河水外溢，我们不少田地被淹了几个星期。接着一次是生长季节到了，一波又一波的农产品潮涌而来，弄得我们应接不暇。我们的冰箱里塞满了樱桃、蓝莓、草莓、芦笋、豌豆、青豆和玉米。接着我们存放食品罐的架子上、柜橱里也开始堆满一罐罐的腌渍食品，有番茄汁、葡萄汁、李子、果酱和果冻。最后，地窖里遍地是大堆大堆的土豆、葫芦、南瓜，谷仓里也储满了苹果和梨。真是太美妙了。

　　第二年我们种了更多的作物，差不多就靠着从自家树林砍伐的木柴以及仅仅100加仑的燃油过了冬。其时，我开始认真考虑起辞了职去从事自由撰稿的事来。时机选得实在太差。当时，两个大的女儿肖恩和埃米正在费用很高的常青藤学校上学，而我们只有几千美金的银行存款。但我们一再回到一个老问题上来：真的会有更好的时机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于是，带着老板的祝福，口袋里揣着作为累积津贴的半年薪水，我走了。

　　那以后有过一些焦虑的时刻，但总的来说，情况比我们料想的要好得多。为了写那些内容各不相同的文章，我为《体育画报》爬进过黑熊窝；为《史密森期刊》替参赛的一组组狗套上雪橇；为《科学文摘》调查过尚普兰湖水怪的真相；为《终点》杂志在明尼苏达划着小舟穿越美、加边界水域内的公共荒野保护区。

　　我挣的钱远比不上担任全职工作时的收入，可如今我们需要的钱也没有过去多。我挣的钱足以应付每月600美金的房屋贷款按揭以及一家人的日常开销。那些开销包括了所有支出，如音乐课学费、牙医帐单、汽车维修以及大学费用等等。至于保险，我们买了一份低收入者的主要医疗项目保险。我们需要为每一个家庭成员的任何一项医疗费用支付最初的500美金医疗保险则支付超出部分的80％。虽然我们仍要支付小部分医疗费用，但我们的保险费也低——每年只要560美金——而我们给自己生大病保了险。除了这一保险项目，以及两辆汽车每年400美金的保险，我们就没有其它保险了。不过我们每年留出2000美元入个人退休金贴。

　　我们通过节约开支而又不明显降低生活水准的方式来弥补收入差额。我们每个月仍出去吃一两次饭，不过现在我们光顾的是当地餐馆，而不是城里的高级饭店。我们仍去密尔沃基听歌剧看芭蕾演出，不过一年才几次。我们肉吃得少了，酒喝得便宜了，电影看得少了。铺张的圣诞节成为一种回忆，我们把完成稿约作为度假的一部分……

　　我想，不是所有热爱乡村的人都会乐意过我们这种生活的。这种生活需要一些特殊素质。其一是耐得住寂寞。由于我们如此忙碌，手头又紧，我们很少请客。在作物生长季节根本就没工夫参加社交活动。吉米和埃米莉虽然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但他俩大多数时间呆在家里。

　　另一项要求是体力——相当大的体力。小范围里实现自给自足的途径是抵制诱惑，不去购置拖拉机和其它昂贵的节省劳力的机械。相反，你要自己动手。我们仅有的机器(不包括割草机)是一台3马力的小型旋转式耕耘机以及一架16英寸的链锯。

　　没人知道我们还能有精力在这里再呆多久一也许呆很长一阵子，也许不是。到走的时候，我们会怆然离去，但也会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深感自豪。我们把农场出售也会赚相当大一笔钱。我们自己在农场投入了约35，000美金的资金，要是现在售出的话价格差不多可以翻一倍。不过现在不是出售的好时机。但是一旦经济形势好转，对我们这种农场的需求又会增多。

　　但我们主要不是为了赚钱而移居至此的。我们来此居住是因为想提高生活质量。当我看着埃米莉傍晚去收鸡蛋，跟吉米一起在河上钓鱼，或和全家人一起在果园里享用老式的野餐，我知道，我们找到了自己一直在寻求的生活方式。

　　第二单元 民权英雄

　　课文A

　　2004年，一个纪念“地下铁路”的中心将在辛辛那提市成立。这条铁路不同寻常，它不出售车票，也无火车行驶。然而，它将成千上方的乘客送往他们梦想中的目的地。

　　给人以自由者

　　弗格斯·M·博得威奇

　　我步出这幢两层小屋，加拿大平原上轻风微拂。我身边是一位苗条的黑衣女子，把我带回到过去的向导。那时，安大略省得雷斯顿这一带住着美国历史上的一位英雄。我们前往一座普普通通的灰色教堂，芭芭拉.卡特自豪地谈论着其高祖乔赛亚·亨森。“他坚信上帝要所有人生来平等。他从来没有停止过争取这一自由权利的奋斗。”

　　卡特对其先辈的忠诚不仅仅关乎一己之骄傲，而关乎家族荣誉。因为乔赛亚·亨森至今仍为人所知是由于他所激发的创作灵感使得一个美国小说人物问世：汤姆叔叔，哈丽特，比彻·斯托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中那个逆来顺受的黑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人物所象征的一切在亨森身上一点都找不到。一个不愿奋起力争、背叛种族的黑人?卡特对此颇为愤慨。“乔赛亚·亨森是个有原则的人，”她肯定地说。

　　我远道前来亨森最后的居所——如今已成为卡特曾管理过的一处历史遗迹——是为了更多地了解此人，他在许多方面堪称非裔美国人的摩西。亨森自己摆脱了黑奴身份获得自由之后，便暗中帮助其他许多黑奴逃奔北方去加拿大——逃奔自由之地。许多人和他一起在得雷斯顿这一带定居了下来。

　　但此地只是我所承担的繁重使命的一处停留地。乔赛亚·亨森只是一长串无所畏惧的男女名单中的一个名字，这些人共同创建了这条“地下铁路”，一个由逃亡线路和可靠的人家组成的用以解放美国南方黑奴的秘密网络。在1820年至1860年期间，多达十万名黑奴经由此路走向自由。

　　2000年10月，克林顿总统批准拨款1600万美元建造全国“地下铁路”自由中心，以此纪念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伟大的民权斗争。中心计划于2004年在辛辛那提市建成。真是该建立这样一个中心的时候了。因为地下铁路的英雄们依然默默无闻，他们的业绩依然少人颂扬。我要讲述他们的故事。

　　听到轻轻的敲门声，约翰·帕克神情紧张起来。他开门窥望，夜色中认出是一位可靠的邻居。“有一群逃亡奴隶躲在肯塔基州的树林里，就在离河二十英里的地方，”那人用急迫的口气低语道。帕克没一点儿迟疑。“我就去，”他说着，把两支枪揣进口袋。

　　二十年前，即1．9世纪20年代，生来即为黑奴的帕克才八岁就被从母亲身边带走，被迫拖着镣铐从弗吉尼亚走到亚拉巴马，在那里的黑奴市场被买走。他打定主意有朝一日要过自由的生活，便设法学会了铸铁这门手艺。后来他终于靠这门手艺攒够钱赎回了自由。现在，帕克白天在俄亥俄州里普利港的一家铸铁厂干活。到了晚上，他就成了地下铁路的一位“乘务员”，帮助人们避开追捕逃亡黑奴的人。在他正前往的肯塔基州，当局悬赏一千美元抓他，活人死尸都要。

　　在那个阴冷的夜晚，帕克渡过俄亥俄河，找到了十个丧魂落魄的逃亡者。“拿好包裹跟我走，”他一边吩咐他们，一边带着这八男二女朝河边走去。就要到岸时，一个巡夜人发现了他们，急忙跑开去报告。

　　帕克看见一条小船，便大喝一声，把那些逃亡黑奴推上了船。大家都上了船，但有两个人容不下。小船徐徐驶向对岸，帕克眼睁睁地看着追捕者把他被迫留下的两个男人团团围住。

　　其他的人都上了岸，帕克急忙安排了一辆车把他们带到地下铁路的下一“站”——他们走向安全的加拿大之旅的第一程。约翰·帕克在有生之年一共带领四百多名黑奴走向安全之地。

　　黑人去当乘务员常常是由于本人痛苦的经历，而那些白人则往往是受了宗教信仰的感召。在北卡罗来纳州长大的贵格会教徒利瓦伊·科芬解释说：“《圣经》上只是要我们给饥者以食物，无衣者以衣衫，但没提到过肤色的事。”

　　在19世纪20年代，科芬向西迁移前往印第安纳州的新港(即今天的喷泉市)，在那里开了一家小店。人们传说，逃亡黑奴在科芬家总是能得到庇护。有时他一次庇护的逃亡者就多达十七人，他还备有一组人员和车辆把他们送往下一段行程。到后来有三条主要路线在科芬家汇合，科芬家成了地下铁路的中央车站。

　　科芬经常由于他做的工作受到被杀的威胁，收到焚毁他店铺和住宅的警告。几乎每一个乘务员都面临类似的危险——或者更为严重。在北方，治安官会对帮助逃亡的人课以罚金，或判以短期监禁。在南方各州，白人则被判处几个月甚至几年的监禁。一位勇敢的循道宗牧师卡尔文·费尔班克在肯塔基州被关押了十七年多，他记录了自己遭受毒打的情况：总共被鞭笞了35，105下。

　　至于那些黑奴，逃亡意味着数百英里的长途跋涉，意味着穿越自己极易被人辨认的陌生地域。没有路标，也几乎没有线路图，他们赶路全凭着口口相告的路线以及秘密记号——比如树上钉着的钉子——是乘务员用宋标示北上路线的记号。

　　许多黑奴在夜色掩护下赶路，有时脸上涂着厚厚的白X。贵格会教徒经常让他们的“乘客”不分男女穿上灰衣服，戴上深沿帽，披着把头部完全遮盖住的面纱。有一次，利瓦伊·科芬运送的逃亡黑奴实在太多，他就把他们装扮成出殡队伍。

　　加拿大是许多逃亡者的首选终点站。那儿1833年就废除了奴隶制，加拿大当局鼓励逃亡奴隶在其广阔的未经开垦的土地上定居。其中就有乔赛亚·亨森。

　　还是孩子的亨森在马里兰州目睹着全家人被卖给不同的主人，看到母亲为了想把自己留在她身边而遭受毒打。亨森利用命运给他的一切机会，干活勤勉，深受主人器重。

　　经济困顿最终迫使亨森的主人将他及其妻儿送到主人在肯塔基州的一个兄弟处。在那儿干了几年苦工之后，亨森听说了一个可怕的消息：新主人准备把他卖到遥远的南方腹地去农庄干活。这名奴隶将与自己的家人永远分离。

　　只有一条路可走：逃亡。“我会认北极星，”许多年后亨森写道。“就像圣地伯利恒的救星一样，它告诉我在哪里可以获救。”

　　亨森和妻子冒着极大的风险带着四个孩子上路了。两个星期之后，饥饿疲惫的一家人来到了辛辛那提市，在那儿，他们与地下铁路的成员取得了联系。“他们为我们提供了食宿，非常关心，接着又用车送了我们三十英里。”

　　亨森一家继续往北走，最后来到纽约州的布法罗。在那儿，一位友善的船长指着尼亚加拉河对岸。“‘看见那些树没有?’他说，‘它们生长在自由的土地上。”’他给了亨森一美元钱，安排了一条小船，小船载着这位黑奴及其家人过河来到加拿大。

　　“我扑倒在地，在沙土里打滚，手舞足蹈，最后，在场的那几个人都认定我是疯子。‘他是个疯子，’有个沃伦上校说。”

　　“‘不，不是的!知道吗?我自由了!’”

　　第三单元 安全问题

　　课文A

　　许多年前，在美国，家家户户白天黑夜不锁门是司空见惯的。在本文中，格林叹惜人们不再相互信任，不得不凭借精密的安全设备来保护自己和财产。

　　锁之国

　　鲍勃·格林

　　小时候在家里，我们的前门总是夜不落锁。我不知道这是当地的一种说法还是大家都这么说的；“不落锁”的意思是掩上门，但不锁住。我们谁都不带钥匙；晚上最后一个回家的人把门关上，这就行了。

　　那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乡下，在城里，·门不再关着不锁上，哪怕是傍晚一段时间也不例外。

　　在许多方面，郊区和农村甚至比巡查严密的城市街道更易受到攻击。统计显示，那些据称是安宁的地区的犯罪率上升得比城镇更为显著。不管怎么说，前门虚掩不落锁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取而代之的是防盗锁、防护链、电子报警系统，以及连接警署或私人保安公司的报警装置。郊区的许多人家在露台上安装了玻璃滑门，内侧有装得很讲究的钢条，这样就没人能把门撬开。

　　在最温馨的居家，也常常看得到窗上贴着小小的告示，称本宅由某家安全保卫机构或某个保安公司负责监管。

　　锁成了美国的新的象征。的确如此，一家大保险公司最近的一则公益广告没有用图表表明我们所处的危险有多大，而是用了一幅童车的图片，车身上悬着如今随处可见的挂锁。

　　广告指出，没错，确是保险公司理赔失窃物品，但谁来赔偿互不信任、担心害怕这种新氛围对我们的生活方式所造成的影响呢?谁来对美国从自由之国到锁之国这一蜕变作出精神赔偿呢?

　　因为那就是现状。我们已经变得如此习惯于保护自己不受美国生活新氛围的影响，如此习惯于设置障碍，以致无暇考虑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出于某种原因，当我们觉得防范周密时才安心；我们没有想到问问自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非得把自己与邻居和同住一城的居民隔绝开来，这一切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主宰我们生活的?

　　这一切确实主宰了我们的生活。如果你在一家大中型公司上班，你上下班很可能不好随意进出。你可能随身带着某种出入卡，电子的或别的什么的，因为这卡能让你进出工作场所。也许前台的保安认识你这张脸，平日一挥手让你进去，但事实明摆着，你所任职的公司深感面临威胁，因此要借助这些“钥匙”不让外人靠近。

　　这种现象并非向来有之。即使在十年前，大多数私营公司仍采取自由出入的做法。那时管理人员根本没想到过恰当的手段是不信任他人。

　　且看各地机场。过去家长常常带孩子去登机口看飞机起飞降落。这种事再也没有了。机场不再是一个有趣的学习场所；它们成了拥有最精密的安全检查系统的场所。

　　凭借着电子透视装置，我们似乎终于想出妙计让恐怖的分子无法近身，无论是真的恐怖的分子还是凭空臆想的。能解决这一问题真是如释重负，于是我们就不去多想这种状况对我们的生活质量意味着什么。如今我们走过这些电子搜查器时已经看都不看一眼了；这些装置，还有它们所代表的一切已经获胜。

　　我们的居住区处在强光源的照射之下；我们连哪怕像阴影这样小小的享受也不想给自己。

　　越来越多的商人正购置连接在电话机上、能剖析来电者声音的新机器。据说那种机器能让商人知道他的朋友或客户是否在撒谎，其出错概率很小。

　　所有这一切都是以“安全”的名义实施的：我们是这么跟自己说的。我们害怕，于是我们设法把害怕锁在外面，我们认定，那就是安全的意义。

　　其实不然；我们虽然有了这一切安全措施，但我们或许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不安全的国民。还有什么更好的字眼能用来描述我们被迫选择的生活方式呢?还有什么更为可悲地表明我们在这个令人困惑的新时代所感受到的惶恐之情呢?

　　我们不信任何人。郊区的家庭主妇在家庭旅行用车钥匙链上挂着防强暴口哨，我们在自我防卫方面变得如此聪明，最终全都聪明反被聪明误。我们或许是把邪恶锁在了门外；但在这么做的同时我们把自己锁在里边了。

　　那也许是我们将来回顾这一时代时记得最牢的精神遗产：在对付我们中间无形的恐惧之时，我们成了自己的囚徒。在我们这个问题重重的时代，所有的人都是囚徒。

　　第四单元 想象与创造

　　textA

　　爱因斯坦的成就令人无比惊讶，以致有时人们几乎想把他看成是外星人，而不是普通的地球上的人。然而，在某些方面他可被看成是他那个时代的产儿。

　　爱因斯坦是外星人吗？

　　托尼·菲力普斯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筋疲力尽。连续三个晚上，他幼小的儿子汉斯哭闹不停，让全家人直到黎明都没法入睡。当阿尔伯特终于可以打个盹儿时，已是他起床上班的时候了。他不能一天不上班。他需要这份工作来养活组建不久的家庭。

　　他快步地走到专利局，在那里他是一个三等技术专家，阿尔伯特担心他的母亲。她年纪越来越大，越来越虚弱。她不赞成他与迈尔娃的婚事，婆媳关系紧张。阿尔伯特看了一眼路过的商店橱窗，他看到自己头发凌乱，他又忘了梳头了。

　　工作、家庭、维持生计----阿尔伯特感受到了一位年轻的丈夫和父亲所有的压力和责任。

　　他想放松一下，却使物理学发生了突破性进展

　　1905年，在他被聘为物理学教授的前四年，26岁的爱因斯坦发表了科学史上最重要的论文中的五篇——这些论文都是在他的“业余时间”写的。他证明了原子和分子的存在。1905年之前，科学家们对此没有把握。爱因斯坦论证说光以微粒形态出现（后来被称为“光子”），从而为量子力学奠定了基础。他把狭义相对论描写为：空间和时间如同普通织物中的线，他提出，这些线可弯曲，拉伸和交织在一起。

　　哦，顺便提一下，E = mc。

　　在爱因斯坦之前，最近一位迸发出如此创造性思想的科学家是艾萨克·牛顿爵士。事情发生在1666年，为了躲避在剑桥爆发的瘟疫，牛顿去母亲的农场隐居。由于没有什么更好的事情可做，他便建立了万有引力理论。

　　几个世纪以来,历史学家称1666年为牛顿的“奇迹年”。现在这些词语有了不同的意义:爱因斯坦和1905。联合国已经宣布2005年为“世界物理学年“，以庆祝爱因斯坦“奇迹年”出现100周年。

　　现代流行文化把爱因斯坦描绘成一位长着蓬乱头发的超级思想家。据说他的思想不可思议地远远超过其他科学家。他一定是从其他星球来的——也许就是牛顿长大成人所居住的那个星球。

　　“爱因斯坦决不是外星人，”哈佛大学物理学家和科学史学家彼得·加利森笑着说。“他是他那个时代的人。”他所有发表于1905年的论文解决了当时其他科学家正多多少少在解决的问题，“如果爱因斯坦没有出生，其他科学家最终也会以某种形式写出这些论文的。”加利森相信。

　　1905年不同寻常的是，爱因斯坦一个人撰写了五篇论文，而且他得出结论的方法既富原创性又显得不合常规。

　　例如：光电效应。这在20世纪初是一个难题。当光照射到金属，如锌，电子会迅速飞离金属表面。这种现象只有当光的粒子积聚的程度足以把电子撞击松动时才会发生。漫延波不会产生光电效应。

　　答案似乎很简单——光是粒子。事实上，这就是爱因斯坦在1905年提出的解决方案，并因此在1921年获得了诺贝尔奖。其他物理学家如麦克斯·普蓝克（从事研究相关的问题：黑体辐射），比爱因斯坦资历更深，经验更丰富，其研究正接近该问题的答案，但爱因斯坦捷足先登。为什么呢？

　　这是对权威的看法问题。

　　“在爱因斯坦的时代，如果你试图说光是由粒子构成的，你就会发现自己与物理学家詹姆斯·克拉克·马克斯韦尔持不同观点。没有人想那么做，”加利森说。马克斯韦尔的方程式把物理学中的电学，磁学和光学统一起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马克斯韦尔毫无疑问地证明了光是一种电磁波。他可是一个权威人物。

　　爱因斯坦毫不在乎权威。他不太反对别人要求他做什么，，但他不喜欢别人告诉他什么是正确的。即使在小时候，他也不断地质疑和问问题。“你待在这儿损害了全班学生对我的尊敬，”他的七年级老师约瑟夫· 德根哈特博士愤怒地说。（德根哈特还预言，爱因斯坦永远不会有什么出息”。）这一性格缺陷日后成为爱因斯坦做出种种发现的一个关键因素。

　　“1905年，”加利森着重指出，“爱因斯坦刚刚获得博士学位。他不感激论文导师或任何其他权威人物。”因此，他的思想在自由漫游。

　　回想起来，马克斯韦尔是正确的。光是一种波。但爱因斯坦也是对的，光是粒子。这种异乎寻常的二象性使今天选修物理学101课程的学生们感到困惑，就像在1905年使爱因斯坦感到困惑一样。光怎么可能既是波又是粒子呢？爱因斯坦无法理解。

　　困惑并没有使爱因斯坦放慢探究的脚步。爱因斯坦不屑谨小慎微，他采用了直观跳跃思维作为基本工具。“我相信直觉和灵感，”他在1931年写道。“有时尽管不知道原因，但我肯定我是对的。”

　　虽说爱因斯坦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发表了五篇论文，其实他自童年时代开始就一直深深地思考物理的问题。“科学是爱因斯坦家餐桌上的话题”  加利森解释到。爱因斯坦的父亲赫尔曼和叔叔雅各布经营一家制造发电机，弧光灯，灯泡、电话的德国公司。这在（20）世纪初属于高科技，“就像今天的硅谷公司，”加利森着重提到。“爱因斯坦对科技的兴趣是与生俱来的。”

　　爱因斯坦的父母有时会带他去参加聚会。他们不需要请人看孩子：阿尔伯特坐在长沙发上，全神贯注，当其他人在他周围跳舞时，他静静地做数学题。笔和纸是阿尔伯特的玩伴！

　　他有极强的集中思想的能力。爱因斯坦的妹妹玛雅回忆说：“……即使周围非常吵闹，他也能躺在沙发上，拿起纸和笔，抖抖忽忽地把墨水池放在靠背上，专心致志地解题，背景噪声不但没有打扰他，反而激励了他。”

　　爱因斯坦显然很聪明，但没有比他的同龄人超出多少。“我没有特殊的才能，”他声称，“我只是有强烈的好奇心。”又说：“大众对我能力的评估…和现实之间的差异简直是大的荒唐。”爱因斯坦将他的发现更多地归功于想象力和不断地提出问题，而不是通常所谓的智慧。

　　应该记住的是，爱因斯坦在晚年竭尽全力想提出力统一场理论，把万有引力和自然界中的其它力结合起来。但他失败了。爱因斯坦的智力不是无限的。

　　爱因斯坦的大脑也是如此。他1955年去世时，托马斯哈维医生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解剖了他的大脑。他可能期待发现一些惊人的东西。但爱因斯坦的大脑看起来和任何其他人的很相似，灰色的，波状的。如果非要说有什么不同之处的话，就是他的大脑比一般人的稍微小一点。

　　第五单元

　　课文A

　　亚历克斯·黑利二战时在海岸警卫队服役。出海在外，时逢一个倍感孤寂的日子——感恩节——他开始认真思考这一节日的意义，对许多美国人而言，这个节日已成为大吃大喝、没完没了地看橄榄球比赛的日子。黑利决定写三封不同寻常的信，以此来纪念感恩节的真正意义。

　　写三封感谢信

　　亚历山大·黑利

　　那是在二战期间的1943年，我是个年轻的美国海岸警卫队队员。我们的船，美国军舰军市一号已出海多日。多数船舱装着成千上万箱罐装或风干的食品。其余的船舱装着不少五百磅重的炸弹，都小心翼翼地放在有软垫的架子上。我们的目的地是南太平洋图拉吉岛上一个规模很大的基地。

　　我是军市一号上的一个厨师，跟岸上的人‘样，那个感恩节的上午，我们忙着在准备一道以烤火鸡为主的传统菜肴。

　　当厨师的都知道，要烹制一顿大餐，摆上桌，再刷洗、收拾干净，是件辛苦的事。不过，等到太阳快下山时，我们总算全都收拾停当了。

　　我想先去后甲板透透气。我信步走去，一边深深呼吸着空气，一边慢慢地踱着步，头上仍戴着那顶白色的厨师帽。

　　我开始思索起感恩节这个节日来，想着清教徒前辈移民、印第安人、·野火鸡、南瓜、玉米棒等等。

　　可我脑子里似乎还在搜索着别的什么一某种我能够赋予这一节日以个人意义的方式。大概过了半个小时左右我才意识到，问题的关键也许在于把Thanksgiving这个词前后颠倒一下——那样广来至少文字好懂了：Giving thanks。

　　表达谢意——就如在祈祷时感谢上帝那样，我暗想。对啊，是这样，当然是这样。

　　可我脑子里仍一直盘桓着这事。

　　过了片刻，如同晨曦初现，一个更清晰的念头终于涌现脑际——要感谢他人，那些赐我多恩惠，我根本无以回报的人们。令我深感不安的实际情形是，我向来对他们所做的一之泰然，认为是理所应当。我一次也没想过要对他们中的任何一位真心诚意地说一句简单的谢谢。

　　至少有七个人对我有过不同寻常、影响深远的帮助。令人万分难受的是，我意识到，他们中有一半已经谢世了——因此他们永远也无法接受我的谢意了。我越想越感至懂愧。最后我想到了仍然健在的三位，几分钟后，我就回到了自己的舱房。

　　我坐在摊着信纸的桌旁，回想着佃门各自为我所做的一切，试图用真挚的文字表达我对他们的由衷的感激之情：父亲西蒙·A·黑利，阿肯色州派恩布拉大那所古老韵农业机械师范学院的教授；住在田纳西州小镇亨宁老家的外祖母辛西娅·帕尔默；以及我的初中校长，退休后住在亨宁以北6英里处的里普利的洛纽尔·纳尔逊牧师；

　　我的信是这样开头的广出海在外度过的这个感恩节，令我回想起您为我做了那么多事，但我却从来没有对您说过自己多么想感谢您——”我简短回忆了他们每位为我所做的具体事例。

　　例如，我父亲的最不同寻常之处在于，从我童年时代起，他就让我深深意识到要热爱书籍、热爱阅读。事实上，这一爱好渐渐变成一种家庭习惯，晚饭后大家围在餐桌旁互相考查近日所读的书以及新学的单词。我对书籍的热爱从未减弱，日后还引导我自己撰文著书。多少次，当我看到如今的孩子们如此沉迷于电子媒体时，我不由深感悲哀，他们很少，或者根本不了解书中所能发现的神奇世界。

　　我跟纳尔逊牧师提及他如何每天清晨和集合在一起的学生做祷告，以此开始小镇初中的一天。我告诉他，我后来所做的任何有意义的事，都至少部分地是受了他那些学校晨祷的影响。

　　在给外祖母的信中，我谈到了她用了种种方式教我讲真话，教我与人分享，教我宽恕、体谅他人。我感谢她多年来让我吃她烧的美味菜肴，离开她后我从来没吃过那么可口的菜肴。最后，我感谢她，因为她在我的生命中撒下美妙的遐想。

　　睡觉前，我这三封信都送进了船上的邮袋。我们抵达图拉吉岛后都寄了出去。

　　我们卸了货，又装了其它物品，随后我们按熟悉的常规，再次出海。一天又一天，一星期又一星期，我个人的经历渐渐淡忘。我们在海上航行时，有时会与邮船会合，邮船会带给我们家信，当然，这是我们视为最紧要的事情。

　　每当船上的喇叭响起广大伙听好!邮件点名!”200名左右的水手就会冲上甲板，围聚在那两个站在宝贵的鼓鼓囊囊的灰色邮袋旁的水手周围。两人轮流取出一把把信件，大声念出收信水手的名字；叫到的人一边从人群中挤出来，一边应道广来了，来了!”

　　一次“邮件点名”带给了我外祖母、爸爸以及纳尔逊牧师的回信——我读了信，既震惊又深感卑微。

　　他们没有说他们原谅我以前不曾感谢他们，相反，他们却向我致谢，天哪；就因为我记得他们做的事，并认为他们做了不同寻常的事。

　　身为大学教授的爸爸向来特别留意不使用任何过于感情化的文字，因此，当他信中写道，在教了许许多多的年轻人之后，他现在认为自己最优秀的学生当中也包括自己的儿子时，我知道他是多么地感动。

　　纳尔逊牧师写道，他那平凡的老派校长的岁月随着学校里发生的如此迅猛的变化而告结束，他也怀着自我怀疑的心态退了休。“说我做得不对的远远多于说我做得对的，”他写道，接着又说我的信给他带来了令人振奋的信心：自己的校长生涯还是有其价值的。

　　一看到外祖母那熟悉的笔迹，我顿时回想起往日站在她的白色摇椅旁看她给亲戚写信的情景。外祖母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慢慢拼出一个词，接着再写下一个词，因此写满一页要花上几个小时。外祖母最近花费不少工夫对我表达了充满慈爱的谢意，读着老人家的信我禁不住流泪——从前是她给我换尿布的呀!

　　许多年后，我从海岸警卫队退役，试着靠写作为生，我一直不曾忘记那三封“感谢”信是如何使我认识到，大凡人都暗自期望着有更多的人对自己的努力表达谢意。

　　现在，感恩节又将来临，我自问，对此文的读者，对我们的祖国，事实上也是对全世界，我有什么祝愿，因为，用一位善良而且又有智慧的朋友的话来说，“我们究其实都是十分相像的凡人，有着相似的需求。”当然，我首先祝愿大家记住这一简单的常识：实现世界和平，这对我们自身的存亡至关重要。

　　此外我还有别的祝愿——这一祝愿是如此强烈，我将这句话印在

　　我所有的信笺底部现并褒扬各种美好的事物。”

　　第六单元 人情味

　　课文A

　　约翰西病情严重，她似乎失去了活下去的意志。医生对她不抱什：么希望。朋友们看来也爱莫能助。难道真的就无可奈何了吗？

　　最后一片叶子

　　欧·亨利

　　在一幢三层砖楼的顶层，苏和约翰西辟了个画室。“约翰西”是乔安娜的昵称。她们一位来自缅因州+一位来自加利福尼亚。两人相遇在第八大街的一个咖啡馆，发现各自在艺术品味、菊苣色拉，以及灯笼袖等方面趣味相投，于是就有了这个两入画室。

　　那是5月里的事。到了11月，一个医生称之为肺炎的阴森的隐形客闯入了这—它冰冷的手指东碰西触。约翰西也为其所害。她病倒了，躺在床上几乎一动不动，小窗望着隔壁砖房那单调沉闷的侧墙。

　　一天上午，忙碌的医生扬了扬灰白的浓眉，示意苏到过道上来。

　　“她只有一成希望，”他说。“那还得看她自己是不是想活下去。你这位女朋友已经下决心不想好了。她有什么心事吗?”

　　“她——她想有一天能去画那不勒斯湾，”苏说。

　　“画画?——得了。她有没有别的事值得她留恋的——比如说，一个男人?”

　　“男人?”苏说。“难道一个男人就值得——可是，她没有啊，大夫，没有这码子事。”

　　“好吧，”大夫说。“我会尽一切努力，只要是科学能做到的。可是，但凡病人开始计算她出殡的行列里有几辆马车的时候，我就要把医药的疗效减去一半。”大夫走后，苏去工作室哭了一场。随后她携着画板大步走进约翰西的房间，口里吹着轻快的口哨。

　　约翰西躺在被子下几乎一动不动，脸朝着窗。她望着窗外，数着数——倒数着数!

　　“12，”她数道，过了一会儿“11”，接着数“10'’和“9”；再数“8”和“7”，几乎同时数下来。

　　苏朝窗外望去。外面有什么好数的呢?外面只看到一个空荡荡的沉闷的院子，还有20英尺开外那砖房的侧墙，上面什么也没有。一棵古老的常青藤爬到半墙高。萧瑟秋风吹落了枝叶，藤上几乎光秃秃的。

　　“6，”约翰西数着，声音几乎听不出来。“现在叶子掉落得快多了。三天前差不多还有100片。数得我头都疼。可现在容易了。又掉了一片。这下子只剩5片了。”

　　“5片什么，亲爱的?”

　　“叶子。常青藤上的叶子。等最后一片叶子掉了，我也就得走了。三天前我就知道会这样。大夫没跟你说吗?”

　　“噢，我从没听说过这种胡说八道。常青藤叶子跟你病好不好有什么关系?别这么傻。对了，大夫上午跟我说，你的病十有八九就快好了。快喝些汤，让苏迪给她生病的孩子去买些波尔图葡萄酒来。”

　　“你不用再去买酒了，”约翰西说道，两眼一直盯着窗外。“又掉了一片。不，我不想喝汤。这一下只剩下4片了。我要在天黑前看到最后一片叶子掉落。那时我也就跟着走了。我都等腻了。也想腻了。我只想撇开一切，飘然而去，；就像那边千片可怜的疲倦的叶子

　　“快睡吧，”苏说。“我得叫贝尔曼上楼来给我当老矿工模特儿。我去去就来。”

　　老贝尔曼是住在两人楼下底层的一个画家。他已年过六旬，银白色蜷曲的长髯披挂胸前。贝尔曼看上去挺像艺术家，但在艺术上却没有什么成就。40年来他一直想创作一幅传世之作，却始终没能动手。他给那些请不起职业模特的青年画家当模特挣点小钱。他没节制地喝酒，谈论着他那即将问世的不朽之作。要说其他方面，他是个好斗的小老头，要是谁表现出一点软弱，他便大肆嘲笑，并把自己看成是楼上画室里两位年轻艺术家的看护人。

　　苏在楼下光线暗淡的画室里找到了贝尔曼，他满身酒味刺鼻。屋子一角的画架上支着一张从未落过笔的画布，在那儿搁了25年，等着一幅杰作的起笔。苏把约翰西的怪念头跟他说了，并说约翰西本身就像一片叶子又瘦又弱，她害怕要是她那本已脆弱的生存意志再软下去的话，真的会凋零飘落。

　　老贝尔曼双眼通红，显然是泪涟涟的，他大声叫嚷着说他蔑视这种傻念头。

　　“什么!”他嚷道。“世界上竟然有这么愚蠢的人，因为树叶从藤上掉落就要去死?我听都没听说过这等事：。你怎么让这种傻念头钻到她那个怪脑袋里?天哪!这不是一个像约翰西小姐这样的好姑娘躺倒生病的地方。有朝一日我要画一幅巨作，那时候我们就离开这里。真的。”

　　两人上了楼，约翰西已经睡着了。苏放下窗帘，示意贝尔曼去另一个房间。在那儿两人惶惶不安地凝视着窗外的常青藤。接着两人面面相觑，哑然无语。外面冷雨夹雪，淅淅沥沥。贝尔曼穿着破旧的蓝色衬衣，坐在充当矿石的倒置的水壶上，摆出矿工的架势。

　　第二天早上，只睡了一个小时的苏醒来看到约翰西睁大着无神的双眼，凝望着拉下的绿色窗帘。

　　“把窗帘拉起来；我要看，”她低声命令道。

　　苏带着疲倦，遵命拉起窗帘。

　　可是，瞧!经过一整夜的急风骤雨，竟然还存留一片常青藤叶，背靠砖墙，格外显目。这是常青藤上的最后一片叶子。近梗部位仍呈暗绿色，但边缘已经泛黄了，它无所畏惧地挂在离地20多英尺高的枝干上。

　　“这是最后一片叶子，”约翰西说。“我以为夜里它肯定会掉落的。我晚上听到大风呼啸。今天它会掉落的，叶子掉的时候，也是我死的时候。”

　　白天慢慢过去了，即便在暮色黄昏之中，他们仍能看到那片孤零零的常青藤叶子，背靠砖墙，紧紧抱住梗茎。尔后，随着夜幕的降临，又是北风大作。

　　等天色亮起，冷酷无情的约翰西命令将窗帘拉起。

　　常青藤叶依然挺在。

　　约翰西躺在那儿，望着它许久许久。接着她大声呼唤正在煤气灶上搅拌鸡汤的苏。

　　“我一直像个不乖的孩子，苏迪，”约翰西说。“有一种力量让那最后一片叶子不掉落，好让我看到自己有多坏。·想死是一种罪过。你给我喝点汤吧，再来点牛奶，稍放一点波尔图葡萄酒——不，先给我拿面小镜子宋，弄几个枕头垫在我身边，我要坐起来看你做菜。

　　一个小时之后，·她说：

　　下午大夫来了，他走时苏找了个借口跟进了过道。

　　“现在是势均力敌，”大夫说着，握了握苏纤细颤抖的手。

　　“只要精心照料，你就赢了。现在我得去楼下看另外一个病人了。贝尔曼，是他的名字——记得是个什么画家。也是肺炎。他年老体弱，病来势又猛。他是没救了。不过今天他去了医院，照料得会好一点。” ．

　　第二天，大夫对苏说：“她脱离危险了。你赢了。注意饮食，好好照顾，就行了。”

　　当日下午，苏来到约翰西的床头，用一只手臂搂住她。

　　“我跟你说件事，小白鼠，”她说。“贝尔曼先生今天在医院里得肺炎去世了。他得病才两天。发病那天上午人家在楼下他的房间里发现他疼得厉害。他的鞋子衣服都湿透了，冰冷冰冷的。他们想不出那么糟糕的天气他夜里会去哪儿。后来他们发现了一个灯笼，还亮着，还有一个梯子被拖了出来，另外还有些散落的画笔，一个调色板，和着黄绿两种颜色，——看看窗外，宝贝儿，看看墙上那最后一片常青藤叶子。它在刮风的时候一动也不动，你没有觉得奇怪吗?啊；亲爱的，那是贝尔曼的杰作——最后一片叶子掉落的那天夜里他画上了这片叶子。”

　　第七单元 谋生

　　课文A

　　干挨家挨户上门推销这一营生得脸皮厚，这是因为干这一行不仅要经受风吹日晒还要承受一次又一次的闭门羹。比尔·波特忍受着这一切，，以及别的种种折磨。

　　一个推销员的生活

　　小汤姆·霍尔曼

　　闹钟响了。是清晨5：45。他可以在被子里再躺一会儿，听听无线电广播。天气预报员预报有雨。人们会理解的。这点他清楚。

　　他的下背有一道手术疤痕。他右手的手指严重扭曲，连鞋带都没法系。有时，他真想放弃不干了。可在他内心深处，一直回响着已故老母的激励，还有那些说他蠢，说他不能独立生活的人的声音。他一生都在拼命去证明他们错了。他决不能放弃不干。

　　于是比尔·波特起身了。

　　他摇摇晃晃迈出了去波特兰大街的头几步，波特兰大街是他为独立与尊严而孤身搏杀的战场。他是个挨家挨户上门推销的推销员，今年63岁。他的敌人——背叛了他的残疾身体和一个不再需要他的变化着的世界——正一步一步把他逼向绝境。

　　他用颤抖的双手收拾行装：深色宽松裤，蓝衬衣和与之相配的茄克衫，褐色领带，土褐色雨衣和帽子。在他看来，形象就是一切。

　　他在门口停了一下，提起公文包，走了出去。秋风骤起，冷飕飕的。天气预报员说得没错。他将雨衣裹裹紧。

　　他把帽子往一侧微微一斜。

　　在街对面停靠的7：45那班公共汽车上，他把公文包放在司机身旁，在一群没精打采的十几岁的孩子当中找了个位子坐下。

　　他身子往前一倾，盯着司机那儿望，然后靠着椅背坐下，接着他又反复这个过程。他心情紧张，控制不住自己而笑出声来。那些孩子望着他。他们不明白，波特是担心有人偷他的包，包里有他生存不可缺少的眼镜，宣传小册子，定单，以及可用别针别上的领带。

　　波特意识到了小孩子在盯着他看。他把目光转向车厢地板。

　　他脸上没有流露出任何神情。但在他心里，他知道自己早先也该像这些孩子一样’，像车上其他所有人一样。他并不生气。但他心里明白。他母亲解释说生他时难产，医生使用了某种器械，损坏了他大脑的一部分，导致了大脑性麻痹，一种影响他说话，手部活动以及行走的神经系统的紊乱。

　　波特13岁那年随着当推销员的父亲工作调动来到波特兰。他上了一个残疾入学校，后来就读林肯高级中学，在那儿他被编入慢班。

　　但他并不笨。

　　他由于身体不能正常运行而使脑子不能充分发挥其功能。他说话困难，而且慢。别人不耐烦，不听他说。他觉得自己不同于——事实上也确实不同于——那些在过道里东奔西跑的孩子，那些孩子安排的舞会他永远也不可能参加。

　　他将来会是个什么样子呢?波特想做些事，母亲也相信他能冲破身体的局限。在她的鼓励之下，他向福勒牙刷公司申请一份工作，结果却遭到拒绝。他不能提样品包，也不能跑一条推销线路，他们说。

　　波特知道自己想当推销员。他开始阅读报纸上的招聘广告。他看到沃特金斯，一家上门推销家用物品的公司要人，他母亲就跟其代理人安排会面。那人说不行，可波特就是不听。他只是需要一个机会。那人让步了，把城里一个其他推销员都不要的区域派给了他。

　　波特一开始四次都没敢敲门，第五次才鼓起勇气按了第一户人家的门铃。开门的那人让他走开，这种情形持续了一整天。

　　当晚，波特仔细阅读了公司的宣传资料，发现产品都是保用的。他要把保用作为卖点。只要别人肯听他说话就成。

　　要是客户回绝波特，拒绝倾听他的介绍，他就一再上门。就这样他将产品卖了出去。

　　他连着几年都是沃特金斯公司的最佳零售推销员。如今他是该公司44，000名推销员中惟一一个上门推销的人。

　　公共汽车在公交中转购物中心站停下，波特下了车。

　　他的身体不适合行走。每走一步关节都疼。头疼也是习以为常的事。他的右臂几乎没用。他不能完全控制这只手臂。他的身体从腰部开始前倾，看上去就像是顶着一股强劲的吹个不停的风迈步向前，风似乎要把他刮倒。有时他看上去就像是个刚刚学步的孩童。

　　他每天要走10英里的路程。

　　像平日一样，他今天的第一站是个擦鞋摊；这里的雇员替他系好鞋带。他每周请他们擦两次鞋。附近一家旅馆的门卫替他扣上衬衣最上面一粒纽扣，戴上用别针别上的领带。随后他步行去搭乘另一部巴士，在距离他的推销区域一英里处下车。

　　他是差不多3个小时前从家里动身的。

　　风冷雨急。波特在第一户人家门前停了下来。这是他从5：45分开始就准备着的时刻。他按了门铃。

　　一位妇人开了门。

　　“你好。”

　　“不，多谢了。我这就要出门。”

　　波特点点头。

　　“那我过会儿来，可以吗?”他问。

　　“不用了，”那妇人回答道。

　　她关上了门。

　　波特眼里没有流露丝毫神情。

　　他转向下一个人家。

　　门开了。

　　随即又关上。

　　他连开口说话的机会都没有。波特的表情从不改变。他敲开自己推销区内的每一个家门。人们现在可能不买什么。也许下一次会买。现在不买不等于永远不买。他的一些老客户都是那些多次把他拒之门外而后来才买的人。

　　他沿着街道往前走。

　　“我不想试用这个产品。”

　　“也许下次试一试。”

　　“对不起。我在打电话。”

　　“不要。”

　　90分钟之后，波特仍没能卖出一件物品。不过，下面有的是人家。

　　他继续向前走。

　　他敲响一扇门。一位正在拾掇花园的妇女从后院走了出来。她常常买他的东西，不过今天不买，她说着走开了。

　　“你真的不买什么?”波特问。

　　她迟疑了一下。

　　“那么……”

　　波特要的就是这一迟疑。·他尽可能快步上前，跟着她朝后院走去。他放下公文包，打了开来。他戴上眼镜，拿出产品介绍小册子，开始推销，·给那位妇人看图片，详细介绍每一个产品。

　　调料?

　　“不要。”

　　果酱?

　　“不要。恐怕今天不要什么，比尔。”

　　波特的听觉是他身上惟一没有一点毛病的功能。只有当他察觉对方有可能买他东西的时候才会发生例外。这个时候，他是听不见“不”字的。

　　胡椒粉?

　　“不要。”

　　洗衣皂?

　　“嗯。”

　　波特停了下来。他嗅到了猎物。他很快记起了她上次的订单。

　　“对了，你肥皂差不多用完了吧?你上次买的就是这个；：现在该差不多用完了。”

　　“没错，比尔。我买一块。”

　　晚上7点过后，他在暴风雨中回到了家。今天没赚钱。他跟自己说别着急。这个星期还有4天呢。

　　至少他回到了家，不用再站立了。

　　屋内，俨然是保存完好的一个旧时代。电话是笨重的拨盘式的那种。没有录像放映机，没有有线电视。他家是附近惟一一家屋顶上支着电视接收天线的人家。

　　他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他跟别人的来往大都限于工作上。他打开了烤炉，放了一盒冷藏食品进去，因为这样做饭方便。

　　他的工作通常要花去他10个小时。

　　他身心疲惫，知道来日无多了——不管他愿不愿意。

　　他的收入完全依靠佣金。他没有带薪假期，没有度假，也没有加薪。的确，有些月份收入相当微薄。

　　1993年，他需要做背部手术，以减轻数十年行走引起的疼痛。他卧床五个月，无法工作。他被迫出：售房子。房子的新主人了解他的处境，冻结了他的房租，并答应让他在有生之年继续住在那里。

　　他并不因此自悲自怜。

　　房子只不过是个建筑物。一个住的地方。仅此而已。

　　晚饭好了。他在厨房的桌子旁吃饭，边吃边听着收音机。下午的邮差送来了他的账单，这些账单他将在这个星期后几天支付。支票簿在楼上卧室里。

　　他的私人支票簿。

　　他用打字机打上收款人的名字，随后签上名。

　　签名小小的，字迹潦草。

　　难以辨认。

　　可他认得出来。

　　比尔·波特。

　　推销员比尔·波特。

　　他坐在安乐椅上，只听得呼啸的大风猛烈地击打着他的屋子，大

　　雨击打着屋外的街面。明天他得穿得暖和些。他觉得咽了，小心翼翼地爬上楼就寝。

　　没过一会儿，灯就灭了。

　　早晨很快就会来临。

　　Unit 8 Cloning

　　Text A

　　当塞缪尔·伍德博士成为第一位克隆自己的人时，他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在此，他解释他究竟做了些什么以及他这么做的原因。

　　Human Cloning: A Scientist's Story

　　克隆人：一位科学家的故事

　　Dr. Samuel Wood via interview

　　我一生与母亲无比亲密。她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作家，是一位了不起的女士。不幸的是，她患上了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当她丧失视力和大部分行走能力时，我惊恐万状。七八年前，她摔了一跤便离开人世。在她的葬礼上，我发誓，有朝一日要为她那样的疾病做些什么。

　　时间一年年过去，我读到了韩国人在干细胞研究方面所做的工作。在2004年和2005年间，黄禹锡谎称他已通过克隆技术成功地培养出人类胚胎干细胞。

　　当时人们并不知道那是造假，所以想到一长串疾病有望得到医治，人们兴奋不已。

　　我与另一位先生共同创建了斯塔摩根干细胞研究公司，那位先生的父亲死于肌萎缩性侧索硬化。一天晚上，我们外出小酌，谈论起我们的父母。我们想做些什么，以此作为他们身后留下的遗产。

　　是福是祸

　　一决定创建斯塔摩根干细胞研究公司，我就阅读了有关以往各种克隆实验的所有资料。1997年的克隆羊多利引起了人们极大地兴趣，但在那个时候，人们关注的不是克隆技术的干细胞方面，而是其无性繁殖的可能性问题。

　　从医学和科学的角度来看，克隆人在伦理的道德上就是错误的，即便不去理会与其相关的宗教问题。其原因在于其他物种的无性繁殖个体事实上大多数都是畸形的，流产率很高，死产率很高，胎儿畸形，出生不久便夭折，如此等等。

　　让人经受极有可能遭受巨大痛苦的事，却又得不到什么好的结果，那是绝对错误的。即使有人能够利用我们研发的技术，并且试图付诸实践，也许还能成功，我们还是希望他们不要那样做。

　　从另一方面来说，治疗性的克隆技术不牵涉任何对人生命的威胁，他们真正为正在经受痛苦的人们提供缓解痛苦的极大的可能性。

　　在某种程度上，我是一个纯粹的科学家，可我知道种种研究或发现可能被用来做邪恶之事。作为科学家，我们的工作是充分利用这一技术，并且使之被尽可能多的其他科学家掌握，帮助我们做好事。对于科学家个人而言，其实没有什么行之有效的方法可以阻止他人将知识用在他们不该用的地方。

　　我们必须诚实地说明我们所使用的技术。这些技术必须能够被他人复制，这样，我们等于提供了一张路线图。我希望适当的法规以及公众对于试图克隆人的极力反对能够劝阻任何有此企图的人走那条路。

　　他们是怎么说的？他们说没有一项技术不存在某个时候为了某种罪恶目的而被利用过。坦诚地说，我确实认为有人会试图克隆人。我确实认为那是不可避免的事，而且事实上也不可能通过立法加以阻止。

　　出名

　　我被说成是第一个克隆自己的人。有不同类型的克隆。在细胞层面上讲，没错，我的确是第一个克隆自己的人。我们应该使用谁的细胞？是否应该让世人及科学界知晓谁是第一个细胞克隆体？对于如何处理上述问题，我们想了很多。

　　最终，我们决定要让克隆体人性化。

　　我没料到这样做竟会掀起如此轩然大波，但是对于我们走过的这条路，我仍感到高兴。我们从需要帮助的人们那里收到了成千上万的电子邮件和电话。

　　我认为通过主动地让克隆体人性化，我们使克隆技术变得十分真实，现在，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克隆来了。我相信不久克隆技术将被用于治疗疾病，所以，我认为我们的目的达到了。

　　纯科学

　　事情是这样的，一位被告知实情并表示同意的女士捐出一个卵子，我们取出卵子中的基因材料。然后把单个皮肤细胞植入这个卵子。

　　我们真正感兴趣的是建立特定疾病及特定个体的肝细胞序列。从某人身上取出细胞的程序不过一两分钟的功夫。比方说，你可以从手臂提取皮肤细胞，一两分钟后便可得到实施这一过程所需的细胞。

　　这一过程有助于我们探究诸如早老性痴呆病，肌萎缩性侧索硬化，或者帕金森氏病之类特定疾病的起因，并着手研究治疗这些疾病的种种方法。如果肝细胞序列是针对某一特定个体而培育的，然后又被移植回那个个体，他们就不会遭排异。

　　甜蜜的成功

　　我一直这么想，当我们的研究获得成功时，我会为我们取得了别人还未取得的成果而欣喜。事实上，这一研究成果真是妙不可言——透过显微镜，你至少部分地看到自己很久以前大概是什么模样。

　　但我低下头看到克隆出的胚泡时，不由得泪水盈眶。我是为母亲而做这一研究的，我想，母亲只要能多活几年，我们或许就可以利用这一技术挽救她。看到存在那样一种可能，一种母亲没有机会亲身享受的可能，不禁令人感慨万千。

　　我们出于某种原因决定毁掉这些胚胎，对此，外界有很大误解。由于以往的科学造假行为，人们对我们的研究过程抱有诸多怀疑，所以确保他们确系克隆胚胎是至关重要的。

　　在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毁掉那些胚胎。换句话说，从细胞里提取遗传物质进行分析，你只得毁坏细胞。我们多么希望能够避免毁掉它们啊。

　　目前我们正夜以继日地培育肝细胞序列，人们也饶有兴趣地关注这项工作的进展。

　　教皇和总统

　　我们的工作遭到各方人士的反对。

　　罗马教廷谴责我们，布什总统的国情咨文对我们也颇有微词。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荣耀，因为这表明我们正做着有重大意义的事。一周之内同时遭到罗马教廷和布什总统的谴责，这样的事可不是天天发生的。

　　胚胎肝细胞领域的研究人员和持反对意见的人士之间往往没有对话。

　　这个话题如此惹人激动并引起偌大的争议，依我看来实在大可不必。从逻辑上讲，胚胎并不是生命。我承认，胚胎有可能成为生命，但是大多数胚胎永远不会成为生命。多数胚胎生成后并不用于移植，随即消亡。胎儿具有生命。以我之见，那个观念才合乎情理，但是看着实验室里的胚胎，赋予它人命的一切权利，在我看来，才有失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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