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城诗歌综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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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城他总是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乌托邦式的童话国度中，希望那里有彩云、有湖泊、有一片纯静的天空，能够容纳沾满尘埃的心灵。

　　顾城是20世纪80年代朦胧诗派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诗人之一，他以“童话诗人”的称号奠定了在新时期诗歌史上的地位。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称赞顾城“可能是20世纪最好的中国诗人”。顾城的诗集有《舒婷、顾城抒情诗选》、《北方的孤独者之歌》、《黑眼睛》、《北岛、顾城诗选》、《顾城的诗》、《顾城童话寓言诗选》、《顾城新诗自选集》等，同时他与谢烨还合著了长篇小说《英儿》。学界在对顾城研究的二十多个年头里，经历了一个由主要关注诗人本身到注重文本研究，继而侧重研究创作本体与文本之间内在关联的过程。虽然研究成果丰硕，但对于顾城诗歌与诗人本身的丰富性依然存在着广阔的可开拓空间。目前，国内对顾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顾城死亡的研究

　　由于顾城死亡的特殊性，在过去二十多年的研究里，人们较多关注的是他的死亡之谜，关于这方面的著作和论文占了研究总数的大半，其中有代表性的几部著作为萧夏林的《顾城弃城》、陈子善的《诗人顾城之死》、顾乡的《我面对的顾城最后十四天》、黄黎方的《朦胧诗人――顾城之死》和文昕的《顾城绝命之谜》等。这些著作通过多维度视角透视、探寻了顾城之死的种种可能，试图使神秘异常的顾城事件逐步清晰化。其后出现的一些著作，突破了之前研究只局限于谈论“诗人之死”的泛泛评论中，更多关注的是诗人的生平背景以及他的性格倾向。刘春在《一个人的诗歌史》中，把顾城列为开篇专章进行讨论，力图将诗人的生活、创作历程与时代语境结合起来，以求描绘出一代诗人的成长史与心灵史。朱小平的《我所知道的顾城》，是一本带有畅销书性质的、较适合大众读者阅读的通俗读本，作者以顾城朋友的身份，相对客观地对顾城作了一个简要的评述。

　　关于顾城死亡研究的代表性论文，有张颐武的《一个童话的终结──顾城之死与当代文化》，此文以冷静的态度对顾城之死作了文化上的解读。张颐武认为，顾城之死的各种表述可分为两种：一种属于伦理道德观点，认为杀人行为即是一种犯罪;另一种属于人文关怀，持这种态度的人刻意忽视了顾城杀人的事实，而对诗人之死显示出了一种怀念之情。张颐武指出，顾城之死是一个时代的溃散和消亡，顾城死了，整个80年代也随之消失了，最后一个“民族寓言”也彻底消亡了。唐晓渡在《顾城之死》一文里，对顾城思想进行了透彻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顾城思想发展的途径。他认为顾城杀人这一疯狂的举动，来源于他性格的偏执和他对绝对化的追求，这种人生态度支配着他，直至他最终将自己毁灭。

　　二、顾城作品的研究

　　对顾城作品的研究可分为两部分：其一是对自传体小说《英儿》的研究，如谢冕的《绝笔的反思――关于顾城和他的<英儿>》。谢冕指出，《英儿》是当代文学中有新意的作品，是应该严肃面对的文本。他认为“小说结构的散文式的组合，叙述语言的优美而诗意”[1]等特点，构成了《英儿》的独特风格。章学珍在《幻像之死――从<英儿>及其诗作看顾城弃城》中提出，《英儿》是一个制作后的黑色诱惑，是一个狂人日记似的痴人呓语的有关死亡的预言。王德威的《诗人之死》一文，对《英儿》作了一个新的诠释。他认为，《英儿》是以未来的过来人的角度，将现在当作过去来抒写，使得小说成为了一种“后叙事”，并指出《英儿》是为后叙事量身定做的小说，它打破了从生到死的因果关系，没有预设未来，而是预设了一种已经过去的未来。王德威的这篇文章，没有对《英儿》进行一种文本式解读，然而却给研究者提供了一种解读《英儿》这部作品的新方式，是一种研究顾城作品的新思路。总的来说，对顾城这部唯一的小说作品的研究还有待于在文本上继续深入诠释。

　　其二是对顾城诗歌作品的研究，这里特指对作者早期诗歌创作(1986年之前)的研究。具体而言，研究可分为三个方面：(一)对“童话诗人”的解读。由于顾城有童话诗人的称号，所以这方面的研究得到了相当多的重视，产生了许多研究成果。如张捷鸿的《童话的迷惑――论顾城诗歌创作的局限性》一文提出，顾城以其鲜明的诗歌风格和创作个性赢得了“童话诗人”这个称号，他醉心于他亲手营造的这个童话世界，却挣扎在现实与幻想的边缘上，过度地追求纯粹也使他陷入了创作上的迷惘。戈雪在《一个纯真脆弱的童话世界――论顾城的诗》中，将顾城的人生历程和性格心理类型结合起来，来探寻顾城诗歌的创作意图。论述者通过诗歌来解读诗人复杂丰富的内心，并通过诗人的性格心理特征来阐释顾城诗歌风格的形成原因。此文是对顾城诗歌的整体研究，客观地评价了顾城诗歌的贡献和不足，并指出“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不能因为顾城非正常的死亡而一笔抹去他在新诗潮中所起的作用和在诗歌创作上取得的成就”[2]。张厚刚的《童话诗人对顾城诗歌全貌的遮蔽》一文认为，“童话诗人”这个称号在很大程度是对顾城诗歌的遮蔽，也是一种误读，它不仅不能全面地认识顾城的意义，反而会降低顾城诗歌的成就。(二)女性观的研究。如高华的《从女性观到死亡观――析顾城的<英儿>和川端康成的<雪国>》、陈连锦的《顾城的女性观》等。(三)死亡意识研究。如许艳的《顾城的死亡意识》、黄春芳《论顾城悲剧的文学意义》等。

　　综上所述， 目前顾城前期诗歌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但对于后期他在海外创作的诗歌的研究却较为薄弱，有学术影响的研究论文更是寥寥无几。邹向东的《顾城后期诗歌美学理念与艺术方法管窥》认为，顾城后期诗歌的创作写照是“回归自然，皈依老庄”[3]。顾城强调灵性和真性的表达，推崇隐现法，追求超脱、纯粹和空灵的艺术境界;在艺术方法上，顾城追求诗的自然之境，并广泛采用现代主义诗歌技法，追求内容与形式的自然和谐。伍方斐的《顾城后期诗歌艺术形式分析》一文提出，顾城的后期诗歌是一种反形式或超越形式的创作。在这一阶段里，顾城的“无我”思想一直贯穿于他后期诗歌的始末。在诗歌创作中，顾城大量运用神秘荒诞的元素来描写关于爱欲、死亡与宿命的主题;在语言上，则更加注意意识流、自由联想、幻觉、潜意识等一切与感官和心理的直接经验。总之，在后期的创作中，顾城将“反文化”推到了极致，在诗的语言、文体和技巧的未来发展上都提出了新的可能性。此外，李正光的《在他乡的悲怆――顾城的诗和死》一文，从整体上分析了顾城诗歌的走向，将顾城诗歌分为童话时代、后童话时代和海外时期三个阶段，并分别进行了论述。其中对后期创作的《颂歌世界》给予了高度赞扬，作者认为顾城后期的创作尽管语言晦涩、不拘形式，但是我们仍可以通过他后期创作的总体特征来解读这一时期他的诗歌特征。

　　近些年来，学界仍在不断发掘顾城诗歌研究的新材料，其中，诗人麦芒在《“鬼进城”――顾城在新世界里的变形记》一文里，通过对顾城《鬼进城》组诗系统和精到地解析，展现出了顾城在海外时期深刻而复杂的精神矛盾。2013年12月底，凤凰网文化频道制作了有关朦胧诗人海外经历的纪录片，其中《流亡的顾城》一片，站在新的时代高度，从多个视角解读了顾城之殇，描述了那“一代人”的命运变迁，特别是对他的后期创作如《鬼进城》等组诗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和解读。

　　总而言之，就目前顾城研究的发展趋势来看可分为三种情况：(一)趋向于注重顾城诗歌创作的整体性研究。这种研究试图逐步改变以往重“前期”而轻“后期”的弊端。(二)从哲学、文化学层面解读顾城的艺术走向，趋向于注重顾城的“自然哲学”与创作关系的研究。(三)趋向于把顾城放在中国当代诗歌发展史中加以考察，解读其诗歌的史学意义。要想全面把握顾城诗歌的思想和艺术特性，其后期的诗歌不容忽视，今后在对顾城的研究中，我们应给予其后期诗歌足够的重视，争取在这方面能产生更多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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