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静坐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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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坐，是我国传统养生学中的宝贵遗产。通过静坐，可使人体阴阳平衡、经络疏通、气血顺畅，从而达到益寿延年之目的。

　　印度裔美籍物理学家玛哈里希把印度古代的瑜伽(相当于我国的静坐)与现代物理学中的统一场理论结合起来，创编了自我调整身心的新方法――超觉静坐，颇受世人青睐。他说：“人学会进入超觉意识状态，内心会变得平静，思想会变得富有成效，并能对环境发出轻快与协调的波。”科学家对此方法进行过实验研究，结果发现人体在超觉静坐时，全身肌肉放松，心率、呼吸及大脑电波缓慢，高度有序，耗氧量减少，基本代谢率降低，免疫功能增强，全身小血管舒张，血中肾上腺素与其他紧张激素下降、大脑皮层处于保护性抑制状态，皮层功能同步化增强，神经功能协调统一等一系列生物生理变化，对强身健体、防治疾病及延缓衰老均相当有利。

　　练习静坐，当推我国文坛巨匠郭沫若。郭老1914年留学日本，由于学习紧张，用脑过度，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彻夜不眠，整天没精打采，多方医治无效。1915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在旧书店中购得我国明代理学家《王阳明全集》，内有“静坐”一章，郭老便每天照本练习，两周后便出现奇迹：整夜酣然入睡，头昏心悸消失，记忆力恢复正常，顽疾竟获痊愈。于是，年轻的郭老便对静坐做了一翻考证研究，追溯历史，他认为静坐来源于东方两大文明古国――中国与印度。

　　我国自古以来，凡导引、打坐、吐纳、行气、按跷、气功等，都离不开静坐，其鼻祖很可能是远古时代的著名养生家彭祖，以后传入儒家。据《列仙传》载述：“彭祖，殿大夫也。历夏至殷末，八百余岁，常食桂芝，善导引、行气。”800多岁当然是极为夸张的传说，但他肯定是位高龄老寿星，这是无疑的。

　　印度的静坐功瑜珈，是印度古代哲学的一个学派，也是闭目端坐，全身放松，控制呼吸，达到人静状态，与我国的坐忘异曲同功。

　　郭沫若在其《静坐的功夫》一文中指出：“静坐这项功夫，在宋、明时代，儒家是很注重的，论者多以为是从禅而来，但我觉得，当溯源于孔子的弟子颜回，因为《庄子》上有颜回坐忘(即静坐)之说。”

　　事实确是如此。不光是佛家与道家主张静坐，以求顿悟，古代儒家也重视静坐，认为“静能生慧。”并把静坐定为理学的必修课，甚至要求弟子们通过半日读书，半日静坐以明理。如宋代大儒朱熹告诫弟子说：“当静坐涵养时，主要体察思绎道理。”

　　实践证明，静坐对脑力劳动者防治神经功能症、头痛、失眠、高血压、冠心病及排除心理障碍等，均有良好的作用。近来有人提出，静坐还有增强消化功能、耐寒能力及润泽肌肤的美容功效。

　　静坐的具体做法：端坐椅子上、床铺或沙发上，大腿平放，小腿要直，两脚分开，放松腰带，头颈正直，下颔微收，背伸直，两肩下垂，全身放松，闭目闭口，舌抵上腭，两手交叉放于腹部，两拇指按于肚脐上，手掌捂于脐下，然后排除杂念(初练时难以排除，以后杂念会逐渐消失，切忌操之过急)，主动调整用腹式呼吸，要尽量慢慢地鼓起下腹作深吸气，再慢慢地呼气使腹部恢复正常。同时，将意识集中在脐下手掌捂处(丹田穴上)，如此便可达到调身、调心、调息的“三结合”境地，进入一种似有似无、如睡非睡的忘我虚无状态，这就是所谓“入静”，会使你感到全身非常轻松舒适。一般的每日早晚做2次，一次做30分钟。结束后，两手搓热，按摩面颊双眼以活动气血，此时、顿感神清气爽，身体轻盈，如同人体内在功能被启动而迸发出来，这样就能起到强身祛病的作用。

　　静坐是养生方法之一，作用是静以养心，还需与其他运动结合，发挥动以养身的作用，达到动静交替进行，养身养心的目的。而不是饱食终日，坐着不动，无所事事。让我还是以郭老的一段话来做本文的结束语：“静坐于修养上是真有功效，我很赞成朋友们静坐。我们是以静坐为手段，不以静坐为目的，是与进取主义不相违背的。”

　　拓展：郭沫若的简介

　　乳名文豹，原名郭开贞，常用名鼎堂，号尚武。生于四川乐山沙湾一个地主兼商人的家庭。幼年入家塾读书。1906年入嘉定高等小学，1910年到成都高等学堂分设的中学班学习，受大哥郭开文的影响，接受的民主思想。辛亥革命时期，积极参加爱国运动。1914年春赴日本留学，先后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岗山第六高等学校、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学习。这个时期接触了泰戈尔、歌德、莎士比亚、惠特曼等外国作家的作品，接受了泛神论思想的影响。1918年春写的《牧羊哀话》是他的第一篇小说，表达了强烈的反帝爱国思想。1919年登载在《新中国》月刊1卷7期上，署名沫若。1918年初夏写的《死的诱惑》是他最早创作的新诗。最先发表的诗作是1919年写的《鹭鸶》和《抱和儿浴博多湾中》。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在日本福冈发起组织救国团体运动，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写出了《凤凰涅?》、《地球、我的母亲!》、《炉中煤》等有名的诗篇，投寄国内《时事新报》副刊发表。这些诗收入1921年编辑的他的第一本诗集《女神》中。《女神》是五四革命高潮的时代精神所激发的产物，从形式到内容都具有开创性和革命精神，为以后的新诗的发展尊定了良好的基础。1921年6月，他和成仿吾、郁达夫等人组织创造社，编辑《创造季刊》。1923年，他在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后继续编辑《创造周报》和《创造日》。创造社的这些活动，在中国现代新文学活动中产生了深广的影响。1924年到1927年间，他在上海参加五卅运动，后来到广州任广东大学文学院院长;北伐时期任革命军政治部秘书长;南昌起义时，任起义军总政治部主任，并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时期，他批判了纯文艺论，倡导革命文学。在他写的历史剧《王昭君》、《聂莹》、《卓文君》中，塑造了3个勇于背叛封建道德的女性形象。

　　南昌起义失败后，受蒋介石通缉，1928年开始流亡日本，1930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参加“左联”东京支部的活动。这时，他翻译外国作品，写回忆录、历史小说，同时开始了对中国古代史、古文学学的研究。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回国，主办《救亡日报》，1938年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并根据党的需要，出任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从事抗日救亡运动。这一时期创作的以《屈原》为代表作的6个历史剧，借古喻今，获得很大成功。他还写了《十批判书》、《青铜时代》等史论和大量杂文、随笔、诗歌等。他的作品能起到揭露敌人的反动本质，鼓舞人民士气的作用。1945年抗敌取得胜利后，他又为促进新中国的诞生而贡献力量。这段时间，他写了抗日战争回忆录，以及政论、杂文、文艺评论。1949年，与茅盾、周杨等人组成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任筹委会主任。7月第一次文代会上当选为全国文联主席。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国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文联一、二、三届主席，并任中国共产党第九、十、诗意届中央委员，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副主席等职。作品有《新华颂》、《东风集》、《蔡文姬》、《武则天》、《李白与杜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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