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诗词与人生态度

【www.yin56.com--哲理文章】

　　中国自古以来评价一位文人，看他不是成就而是人品道德的好坏，也就是他的人格。苏轼几千年来美名为人们一直传颂，以下是小编跟大家分享苏轼的诗词与人生态度，希望对大家能有所帮助！

　　在中国文化史上，苏轼可说是一个诗、词、文、书、画皆独步天下的文化巨匠。但他的一生，却宦海沉浮，屡遭贬谪，忧患频仍，坎坷多舛。他的人生态度，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乌台诗案”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

　　转折点。在此之前，苏轼秉持的是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态度。不过之后哪怕一再贬谪，他还是尊主泽民，忘躯为之。而横遭贬谪的苏轼，能在人生逆旅、仕宦险境中，做到任天而动、随缘自适、超然物外，又缘于他受到佛道思想的影响，汲取了其中的积极因素。正如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认为苏轼复杂思想的构成因素，除了“儒家的底子”，还有“庄子的哲学，陶渊明的诗理，佛家的解脱”。

　　一、尊主泽民，忘躯为之。

　　苏轼出生于一个封建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年少时即以东汉的“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的范滂为榜样激励自己，“奋厉有当世志”（《东坡先生墓志铭》）。仁宗嘉祐二年，二十岁的苏东坡和弟弟苏辙双双

　　高中进士。兄弟二人一举成名天下知的经历极大地激发了苏轼的功业理想，他觉得“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沁园春·赴密州马上寄子由》），立志要做一个风节凛然、敢作敢为的儒者。后因反对王安石变法，他主动请求外任。在任职地方官期间，苏轼确实为百姓做了许多好事，政绩卓著。初任凤翔签判，他为舒民困，改革“衙前役”。任杭州通判，他访问民间疾苦，了解运河堵塞的情况。任密州太守，他率领民众，灭蝗减灾。任徐州太守，筑堤抗洪，“公庐于城上，过家不入”（《宋史·苏轼列传》），最终取得抗洪的胜利。他还亲身视察监狱，十分关心囚犯的健康。此时的苏东坡，正实现着“达则兼济天下”的宏愿。他的作品中也洋溢着对生命永恒价值的追求，体现了儒家立德立功立言的弘道济世的生命观，如“著书多暇真良计，从宦无功谩去乡”（《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富贵一朝名不朽” （《石鼓》），“功名意不已”（《韩子华石淙庄》）。但是，有济世之才、正直不阿的苏轼却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旋涡，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在“乌台诗案”里苏轼死里逃生，被贬黄州。身处逆境的东坡，仍以执着的信念高唱生命之歌。他在《与李公择书》中吐露了自己的肺腑之言：“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

　　虽怀坎懔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于造物。”在苏轼的政治信念和人生态度中，“尊主”与“泽民”是高度统一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身为京官，忠言谠论，尽“尊主”之责。苏轼在任职史馆和元祐年间高太后摄政时任翰林学士知制诰期间，写过许多激扬清议的政论文章和奏议表章，从中足见他忠君报国的赤胆忠心。“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任职州郡，关心民瘼，尽“泽民”之任。所以即使他被贬黄州，政治失意，幅巾芒履，躬耕东坡，生活困窘，但仍心系民瘼，关注民生。当时武昌一带有溺死初生婴儿的野蛮风俗，他非常痛心。一面上书太守，希望官方出面，禁止溺婴恶俗。另一方面，又成立救儿会，动员富人捐钱，他自己虽穷困，却每年自行捐出十缗钱。元祐四年苏轼再度来杭任太守，正值“岁适大旱，饥疫并作”，他立即采取各种赈济措施，拯救民难。最著名的是疏浚西湖，修复六井，将湖中淤泥堆成一条直线，这就是当今西湖的一大景观———苏堤。即使远贬惠州，失去了权利地位，苏轼还是凭借当时任提刑的程正辅的友情，对地方颇有建树。如向当地政府建议依谷物市价向农民征税，关心惠州城的诸种改善革新事宜，热心卫生、饮水等公益事业最后甚至贬谪到蛮荒之地、瘴疾之乡的海南儋州，他仍然作诗道：“莫嫌琼雷隔云海，圣

　　恩尚许遥相望。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谪居海南，作诗示子由》）综上可知，苏轼无论穷达祸福，无论处境顺逆，他始终是“尊主泽民”，一生积极有为。心存魏阙，心系民瘼，力行惠政，矢志为民。正如陆游评价苏轼的一生：“公不以一生祸福，易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放翁题跋·跋东坡帖》） 苏轼身上的那种匡时济世的责任感、忧国忧民的情怀、民胞物与的精神，无不体现了儒家思想对苏轼的影响。

　　二、随缘自适，旷达超脱。

　　苏轼一生经历了三次重大的政治打击，先贬黄州，再贬惠州，卒贬儋州。在不断地遭贬被黜中，苏轼没有被悲伤和痛苦压倒，而是及时调适心境，排解悲苦，以一种随缘自适、旷达超脱的态度对待自身的处境，这与他在中晚年时他深受佛道思想的影响，汲取了佛道思想中的精神养料是分不开的。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是其人生观的最终表现形式。他的《定风波》就很好得说明了这一点。“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行路中遇到雨，其他人都狼狈不堪，苏轼独不改乎其度，反而觉得雨中竹杖芒鞋，吟啸徐行，别有其趣。这是借眼前经历抒写胸臆怀抱，而笔致轻松诙谐，表现了苏东坡一贯持有的豪放通达的人生态度。词中的风雨其实可以看做是人生道路上的坎坷挫折，每个人的路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坎坷时，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即风雨总会过去，总有雨过天晴的时候。要有诗中“谁怕？”的精神，不要害怕困难，要有“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坦荡和轻视困难的态度。要有“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胸襟。也无风雨也无晴，是既不怕雨，也不喜晴，心境恬淡。在生活中，有时也要随遇而安，很多事顺其自然，不为外物所动，不为忧患所扰，对于困难泰然处之，心胸豁达。苏轼很早就受到了佛道思想的濡染。

　　苏轼母亲程氏信奉佛教，父亲苏洵曾游嵩山、庐山诸寺与诸长老交往，苏轼皆有耳闻。少年时的苏轼就喜爱读《庄子》，感叹“今见是书，得无心矣”。所以在经历了“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如鸡”（《狱中遣子由》）的“乌台诗案”后，罪贬黄州的苏轼觉得自己的生命犹如爬在旋转磨盘上的蝼蚁，又如旋风中的羽毛。他开始深思人生的意义，精神上渐趋佛道思想。“自余杜门不出，闲居未免看书，惟佛经以遣日，不复近笔砚矣。”（《与章子厚书》）

　　苏轼开始精研佛学，遍交僧人道士。他摒弃了佛道的虚无、愚妄，吸取了道家的崇尚自然、安时处顺的态度，佛家的超越尘世欲求、求得空明心境的精神，形成了随缘自适、旷达超脱的人生态度，不为祸福得丧所牵绊，不为苦乐生死所烦扰，从容自若，圆融通达。遭贬的苏轼，善于在自然山水中寻求寄托，获得超越。他善于用审美的眼光观照自然，所以即使贬所黄州“僻陋多雨，气象昏昏”（《与章子厚书》），还是有“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的诗句；在惠州，也有“岭南万户皆春色”（《十月二日初到惠州》）“罗浮山下四时春”《食荔枝》）的佳句。他常常以与各色人等闲谈为乐，以至于“鸡犬识东坡”；他常常以“闲人”自居，说：“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临皋闲题》），“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记承天寺夜游》），在山水的审美中，苏轼获得了超脱。“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为报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纵笔》）据说苏轼的政敌得知他过着如此安适的生活，很不舒服，就又把他贬至儋州。在“流离僵仆”的贬谪生涯中，“佛老思想成为他处逆为顺、安以自适的一种精神武器”。[2]所以无论贬到何处，苏轼都能安时处顺，安土忘怀，求田问舍，把贬所当作亲切温暖的故乡。“某谪居既久，安土忘怀，一如本是黄州人，元不出仕而已。”（《与赵晦之》）“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定风波》）“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古真吾乡。”（《谪居海南，作诗示子由》）饱尝人世苦难，终于在那垂暮之年从南方归来，他却说“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完全超脱了世俗的生死苦乐观念，这显然是受庄子的齐死生、齐得丧的相对主义人生哲学的影响。最能体现苏轼随缘自适、旷达超脱的人生态度的作品当数《前赤壁赋》和《定风波》。“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苏轼强烈地意识到了生命的短暂性。在他看来，生命既然像霜露一样倏忽易逝，那我们又何必要受外在的羁绊拘蹇地过一生呢？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他认为摆脱物累，自由逍遥，旷达超然才是生命的本真。“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前赤壁赋》）苏轼在与山水的共适中获得了生命的自由本真状态。在《定风波》中，苏轼写道，“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一蓑烟雨任平生”，“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在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上，词人从容而行，潇洒地对待人生中的风雨，何其旷达超脱。从《前赤壁赋》和《定风波》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佛禅思想对苏轼的影响。“客亦知乎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前赤壁赋》）在此，苏轼以阐述“变”与“不变”的道理来协调自己的内心，这番话正是来自于万物皆空、以心为本的禅宗思想与老庄哲学混合而成的人生观。“变”与“不变”只在于观者的角度不同，一切都是心的幻象。这就使得苏轼不再为人生的无常而烦恼，更无须羡慕长江的无穷无尽了。正是这种“精微玄妙而又残酷的人生哲学—以自我精神解脱为核心的适意人生哲学”，

　　使苏轼调节了不平衡的心理，从悲哀中解脱出来。再看《定风波》中所写：“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词人回头一望，刚才下雨刮风的地方，云开雾散，没有了阳光，也没有了风雨，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这首词写出了苏轼旷达乐观，处事不惊的人生态度。虽然遇到了不曾料想到的风雨，却仍然一边吟唱一边前行。这里的风雨既指自然界的风雨，也指政治上的风雨。面对骤然而至的生活“风雨”，苏轼表现出惊人的旷达和乐观。回头看看刚才走过的路，既没有风雨，也没有阳光。一切都过去了，一切仅仅如此罢了。身处逆境的苏轼学会了心理自我调适。当他意识到他的政治生命走入低谷，遭遇黑暗看不到前途时，他便投身到大自然中，去寻找去感受大自然的美。请看他笔下的大自然：

　　“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这些美景让苏轼更加热爱自然，更加热爱生活。苏轼通过对人生风雨阴晴的否定，化解了曾有过的苦难，使心灵归于宁静和澄明，以达观圆融的态度对待人生。对他来说，风雨不会让他愁眉不展，阳光也不会让他欣喜若狂。在这里，他的思想进人佛教的“无差别境界”。也就是说，只要自己对一切无欲无念，超然自得，那么世间的一切都是无差别的，就像无所谓风雨也无所谓晴天一样。那么，人生道路上的忧患和喜悦、官场上的得意与失意又有何不同呢？“一切只不过是心的幻象，所以痛苦可以在内心中化解，欢乐也不必过于欣喜，世事沧桑不过是过眼烟云，求得本心宁静便是红尘的解脱，沉浸于无欲无念的状态便是无上的幸福。”[4]禅宗的一切本空的世界观帮助苏轼调节了不平衡的心理，从而宣泄了内心之苦，达到了随缘自适、澄澈空明的境界。

　　三、对儒道佛的融通和超越。

　　宋朝是一个思想大开放的时代，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繁荣时期。儒道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到了北宋则呈现出“三教合流”的局面。生活在北宋的苏轼学识渊博，思想通达，兼收并蓄。受三教合一的学术思想大势的影响，苏轼形成了他独特的融通儒道佛的人生观。苏轼诗词所表现的宽阔胸襟与豁达态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苏轼汲取了儒释道三家思想的积极因素。儒家的入世和有为，引导他热爱生活和人生；道家的无为和庄子的齐物论，又使他淡泊名利，在逆境中从容自如；佛家的静达圆通，则启迪他走向圆融和通达。苏轼从小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极深，自幼便“奋厉有当世志”，终身以“兼济天下”为己任。他一生都执着于自己的理想，不委曲求全，不迎合时俗，不跟风，不苟从。无论新党执政，还是旧党当朝，他都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即便遭遇那么多的磨难，他心中“望美人”（《前赤壁赋》）垂顾的期望一直未能消弭，为朝廷所用的执着也时时撞击心扉。在面临官场的挫折与劫难后，苏轼开始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在被贬黄州之后，基于对命运的反思，开始对佛教进行认真的研读。禅宗从“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理论原则出发，强调“无法无执”。六祖慧能在《坛经》中提出：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无执”的根本原因在于世间的一切都是虚幻不实、转瞬即逝的，正如大乘般若经典《金刚经》中有名的四句偈语：“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复如电，应作如是观。”一切事物都是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不能执着于它的虚幻表象，执虚为实只会起惑造孽。对于苏轼而言，他人生中的数起数落让人心力交瘁，身心疲惫不堪。禅宗这种视人生如梦幻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安慰了苏轼那颗看透人间变化无常的心灵。既然“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金刚经》） ，那么富贵名利得失犹如过眼烟云，皆为虚妄；更有甚者，整个人生何尝不是有为法之一，又何尝不是梦幻泡影呢？ 这使得他长叹“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西江月》） ，“万事到头都是梦”（《南乡子》） ，“君臣一梦，今古空名”（《行香子》） ，“乐事回头一笑空”（《采桑子》） ，“人间何者非幻，南来万里真良图”（《十一日初食荔枝》） 。不仅如此，苏轼更从中认识到在茫茫宇宙和悠悠岁月中，人生的短促和生命的渺小，正如他在名篇《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长叹一样，纵使曾有“雄姿英发”的慷慨豪迈、“谈笑间灰飞烟灭”的英雄伟业，却仍只能将这种种功绩消弭在“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的无边无际的历史长河中。王者霸业尚如梦幻一场，更何况个人的些微得失？李泽厚认为苏轼在“佛学禅宗中，勉强寻得一

　　些安慰和解脱”，追求的是“一种退避社会、厌弃世间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实，人生梦幻泡影的虚幻性并没有妨碍苏轼去打量和审视内心世界，更没有使他颓唐、消极、避世，反而在这“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的破灭感中找到了豁然开朗的旷达观念。既然人生如同梦幻，那么，面对人生境遇的变迁、外在环境的变化，更应该坦然从容。“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甚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首著名的《定风波》之前有一小序：“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在大雨磅礴之中，同行之人个个狼狈不堪，只有苏轼柱着竹杖从容前行，无论晴雨，诗人始终泰然自若，处变不惊。这里所写的是诗人经历风雨的真切感受，又何尝不是他对自己经历的一切政治风云的内心体验与反省？ “于六尘中，无染无杂，来去自由，通用无滞，即是般若三昧”（《坛经》） ，只要内心安适，任它外界风吹雨打奈何自己不得。纵观整个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我们常常听到那些拥有独立精神和反抗意识的个体在强大势力压迫下的沉重叹息，可这首《定风波》却能让人看到厄运下的苏轼，保持着旷达随缘的微笑，就像灿烂的阳光穿透层层厚重的阴霾，永恒地温暖着其他士大夫的心。无怪乎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云：“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 3 ]。在《答毕仲举书》中，苏轼说：“学佛老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仆常以此自疑，故亦以为献。”所谓“静”、“达”，就是身在黄州的苏轼对佛学的期许，那象征着佛教空静与达观的境界，就是既要关注现实、关注人生、关注民生，又要在面临人生失意之际，善于开解心结，转换心态，勇于面对挫折磨难。道家的“真”，也是苏轼评价一切的准则。苏轼的主体人格有一种独立于世的品质，一种超逸绝尘的性情，因而不苟于流俗。苏轼乐天知命的思想来源于庄子 “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的观点。知命，不是听天由命，而是积极尽人事直到无可奈何而后已。乐天，是一种无信誉外物，不受外物所累，随遇而安的处世观。因而，素食一生既能竭尽人事，又能随遇而安，无往而不乐。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写道：“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继而读《庄子》，喟然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由此可知苏轼先是吸收了儒家的“治国平天下”思想，后又对道家思想感兴趣，贬谪黄州后开始深受佛家思想影响，最后融通超越儒道佛，终于得以博辩无碍，浩然无涯。王国维也认为：“从佛教的否定人生，儒家的正视人生，道家的简化人生，这位诗人在心灵识见中产生了他的混合的人生观。”

　　总之，苏轼汲取了儒道佛三家思想的精华，并加以融会贯通。他的一生，基本上是尊儒崇儒的，但又不为儒学所拘囿；他崇尚老庄思想，而不走向虚无和厌世；他喜欢研读佛经，参禅悟道，但又不愿削发为僧。儒家思想使他达时积极有为，尊主泽民，匡时济世，穷时也心系民瘼；道家思想使他处逆时能淡泊名利，安时处顺，超然物外；佛家思想又使他随缘自适，心境空明，圆融通达。所以苏轼是以出世的态度去做入世的事业，“阅世走人间”与“观身卧云岭”两个自我并行不悖。既积极进取又不迂执愤激，既旷达超脱又不消极厌世。可以说，苏轼是以儒家的生命价值观作为个体追求的目标，以道家的自然生命观作为调节心境的调节器，以佛禅的一切本空观作为缓冲心理的减压器，从而成就了一个完美而伟大的人生，真正体现了中国人最高的生存智慧和生命智慧。

本文来源：http://www.yin56.com/jingdianduanwen/570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