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全世界都有语言退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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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人余光中一生从事诗歌、散文、评论、翻译，自称为自己写作的“四度空间”。

　　很多人都记得那首名为《乡愁》的现代诗，那句“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的结束语曾萦绕在无数人的心头。即使今天，年轻人早已不看诗歌，但提起余光中的名字，他们仍然会说，知道，就是那位写《乡愁》的台湾诗人。

　　古都西安，繁华之中不失厚重之气，余光中的到来则为这座古城增添了诗意。尽管30多年前就写过关于这座古都的诗作，他却是第一次踏上西安的土地，或许正是基于此，此次文化之旅的主题被定为“忆长安，话乡愁”，活动日程也被排得满满当当。5月19日上午，他为此次活动的主办方西安于右任故居纪念馆揭幕，下午到当地大学做讲演，晚上则接受了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独家专访。在记者面前，84岁的余光中“雪满白头”，略带倦容，交谈中语速缓慢沉稳，但聊到高兴处，他会情不自禁地挺直脊背，手势不断，妙语连珠，镜片后的双眼神采奕奕。

　　“乡愁不是纯地理意义上的，也包括时间、历史、文化”

　　有人曾用“游子诗人”来形容余光中。他祖籍福建永春县，1928年出生于南京，21岁离开大陆前曾是金陵大学和厦门大学外文系的学生，1949年随父母迁居香港，第二年赴台，1952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此后20年里，他游弋在中文与英文之间，游刃于学术与写作之间，游走于中国与海外，但内心的思乡之情却始终无法排解。

　　“上世纪70年代初，‘文革’还没有结束。我在台湾觉得根本没有可能回大陆了，心情非常黯淡。”这段时间，他创作了大量思乡题材的诗歌与散文，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写于1972年的《乡愁》。酝酿多年的感情喷薄而出，在20分钟内写成了这首脍炙人口的作品。“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

　　多年后，两岸关系解冻，《乡愁》被收录进大陆的语文课本，烙印在一代人心中。余光中曾无奈地说：“我一生光是诗就写了1000多首，可是你们看到的永远是《乡愁》。‘乡愁诗人’给了我鲜明的面貌，也成了将我简化的限制。”

　　直到现在，乡愁或许已纾解，诗人身上的符号却依旧。余光中极少用名片，因为《乡愁》就是他在大陆的名片。

　　环球人物杂志：您20岁发表第一部诗集，但为何上大学时没选择中文系，而是读了外文系?

　　余光中：西洋文学也是文学嘛。我中学时代是在四川度过的，那里交通很不方便，又在抗战，不是想去哪里游历就能去的。我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么一回事，所以非常向往外国，向往西方，考大学时，就选择了外文系，觉得这样可以离外面的世界更近一些。

　　环球人物杂志：您早年回不了大陆，却在台湾写了很多关于汉唐、长安的诗，写秦俑、李广、王昭君、李白，创作冲动来源于哪里?

　　余光中：当时我读古人的诗，尤其是唐诗。李白、杜甫、杜牧的诗，还有辛弃疾的词，里面写到长安的太多了，“长安不见使人愁”、“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都会勾起思乡之情。

　　环球人物杂志：今天回头看当年那些思乡的诗作，会有什么感想?

　　余光中：那些诗作都是几十年前写的。《乡愁》写于1972年，当时我才40岁出头。写李广和写王昭君的诗是30多年前了。我1992年第一次回大陆，到今年也整整20年了。

　　我是南方人，离开大陆前从没到过北方，直到1992年回大陆才第一次去北京，后来又去了东北。但我发现，怀乡并不局限在某一省、一县，因为读书人有历史感、文化感，所以乡愁不是纯地理意义上的，也包括时间、历史、文化。

　　环球人物杂志：诗人往往要具备浪漫的情怀，生活中的您浪漫吗?

　　余光中：(笑)很难说。我的太太和4个女儿说，我有时候挺浪漫，有时候也难说。毕竟生活中，琐碎的事很多。我算是理智和情感比较平衡的人。

　　“你有乱写的自由，人家就有不看的自由”

　　余光中的文字有着独特的魅力。他写李白，“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剩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写李广，“两千年的风沙吹过去/一个铿锵的名字留下来/他的蹄音敲响大戈壁的寂寂”。有评论认为，余光中的诗兼有中国古典文学与外国现代文学的精神，“比喻奇特，韵律优美，节奏感强”。

　　环球人物杂志：您对现在的大陆诗坛有没有关注?

　　余光中：大陆诗坛现在有小众化的趋势。北岛、舒婷之后，产生了很多诗派。我知道有些诗人大家很向往，比如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很有名;顾城很不幸，诗写得像童话一样，他的悲剧大家觉得非常遗憾。跟我最熟的是四川的流沙河，可惜最近他去讲庄子和文字学了，不再写诗。现在除了专门的诗歌刊物，不大有地方能发表诗作，读者也不多，应该想办法扩展诗歌的影响力。诗不一定要写得很流行，可是要写得浅出，当然深入浅出是最理想的。

　　环球人物杂志：在上世纪80年代，海峡两岸都出现过诗歌以及纯文学的“黄金时代”。

　　余光中：因为当时网络还没有出现，社会上小众的东西还没有现在这么多。那时大陆出现了伤痕文学、朦胧诗等，出了一批人才，北京的《诗刊》发行20万份，成都的《星星诗刊》发行10万份，现在都不可能了。在台湾也是，上世纪80年代，文学书很好卖，诗集也都卖得很好，现在买的人少多了。

　　环球人物杂志：很多人表示看不懂现在诗人写的诗歌。

　　余光中：看不大懂这点不能全怪读者，恐怕一半以上要怪诗人自己没写好。没写得深入浅出、雅俗共赏。你的表达力不够、力不从心，写出来的东西人家看不进去。你有乱写的自由，人家就有不看的自由，那活该啊。所以我一方面觉得读者应该耐心好好读，另一方面，诗人也应该好好写，不要老写自己心里想入非非的东西，盼望读者来迁就你。

　　环球人物杂志：有种很悲观的说法是“诗歌已死”，您怎么看?

　　余光中：这个问题不但中国和华人世界如此，英美也有。后工业时代的人们对母语的了解比较差，还有一点就是重实用，所以出了很多科学人才，但也不是科学家，而是科技专家。像乔布斯，他的贡献是科技，而不是科学。所以全世界都有科技进步、语言退步的问题。

　　“政治的干扰过去之后，经济的干扰又来了”

　　在诗人的身份之外，余光中也是一位散文家、翻译家、评论家，除21本诗集外，他还出版过11本散文集、5本评论集和13本翻译著作，他因此称自己有“四度空间”。近年来，他又开始写游记，其中很多是关于大陆的见闻。余光中还是一位学者。1959年，他获得美国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学位，返台后先后任教于台湾东吴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台湾大学和台湾政治大学。他还曾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主任，现在则是台湾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读您几十年前的一些作品，仍能产生愉悦感。您认为好的文字对社会、对人们的精神世界能产生哪些积极影响?

　　余光中：说到好文字，其实就是说好的作家。好作家的重要性在哪里呢?就是母语到他的手里，能够保持活力、保持弹性、保持想象力。这是最重要的。

　　当代作家如果母语用得好，可以让文字的意义更丰富，或变化得更巧妙。比如说一个家伙“不学无术”，是骂人的，而说他“不学有术”，就骂得更凶。像我来大陆，人家送我好多礼物，我回去带不了，怕超重，就想到一个成语，“急重难返”(积重难返)。再比如讲一个人早上还在欧洲，晚上就在美国，“欧风美雨”，稍微变一下角度，就变成了新的东西。所以，如果能有三五个大家，再有三五十个一流的好作家，一种语言就可以保持活力、弹性和想象力。

　　环球人物杂志：您对后辈文人的影响很大，在创作方面有什么建议?

　　余光中：要做一个中国作家，一定要熟悉两个传统，一是中国古典文学，《诗经》以来的大传统;另一个是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小传统。在大、小传统之外，如果能加上外国文学的修养，当然是更好的。这就是我的3张王牌。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大陆年轻人的古典文学功底不如过去了，台湾的年轻人在这方面怎么样?

　　余光中：也好不到哪儿去。读中文系和历史系的人好一些，其他专业的学生对文言的了解很不够，因为课外读物不够。我读中学时，课外读物是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等，读久了就读通了。现在年轻人的赏心乐事太多了，他们读的是《哈利·波特》、《达·芬奇密码》，还可以看电视、上网、读漫画，分心的事情太多了。

　　环球人物杂志：您觉得两岸三地的文化有什么共同点和区别?

　　余光中：共同点是使用母语中文，但因地区不同而有差异。比如香港的白话文受方言影响，不但用语不同，文法也不同;台湾本来把国语推行得相当普及，但因为后来意识形态本土化，又开始强调方言。其实世界上没有台湾话，只有闽南话。所以台湾和香港都有方言的问题在里面，但无论怎样，秦始皇的“车同轨、书同文”还是有必要的。大陆吃亏在各种运动对固有文化的伤害很大，如今政治的干扰过去之后，经济的干扰又来了。现在是管理学院的教授最出风头。大陆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可以再改善，给人文更多呼吸的机会。

　　“我们每天的生活方式里就有传统”

　　余光中是一位“乡愁诗人”，他的对故土的诗意写照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他也是一位曾游弋于西方文学殿堂里的“浪子”，如他自己所述，“少年时代，笔尖所染，不是希顿克灵的余波，便是泰晤士的河水。”但上世纪80年代后，余光中开始认识到民族文化的重要性，把诗笔“伸回那块大陆”，对乡土文学的态度也由反对变为亲切。

　　环球人物杂志：有人担心受外来文化的冲击，民族文化会逐渐丧失、割裂，您有这种担心吗?

　　余光中：当然担心了。现在出国读书的学生越来越多，但这些留学生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并不十分了解，很容易受海外各种主义、理论影响。但从另一方面看，外来文化对本国文化也有积极意义，应该兼容并蓄，吸收其精华。

　　环球人物杂志：您对中国文化在国外的传播怎么看?

　　余光中：很多人现在很高兴，说洋人拼命学中文。其实并不多啦，加起来有几千万吧。而且这些会说“你好”、“谢谢”的洋人也不见得就能传播中国文化。只有当那些外国人的中文好到一定程度时，才能吸收中国文化。仅知道吃北京烤鸭、喝酸辣汤，离了解高级的儒家文化、道家文化还远着呢。

　　环球人物杂志：在今天应该如何发扬中国文化?

　　余光中：要保存中国文化，不能仅仅复古。比如，小孩上小学就读《三字经》，不一定能学到什么。要有弹性一些，从老师训练起。纯粹的复古不见得能振兴，甚至不见得能保存文化，因为传统不仅是在博物馆里，我们每天的生活方式里就有传统，人与人之间彼此尊重、信任、宽恕，这些都是文化传统。

　　环球人物杂志：在传统认识中，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中庸、宗族观念，等等，就是儒家文化的精神内核。您认为，在当代社会，这样的文化精神依然适用吗?会变吗?

　　余光中：这个问题一直有争论，因为文化与政治、经济制度是挂钩的，只有科学相对更普世化一些。对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思想、文化领袖应该好好讨论一下，比如儒家的什么东西现在已经不可用、不合理了，我们应如何改进?西方有什么好的，赛先生(科学)是不请自来，谁都愿意用，那德先生(民主)又是怎么回事?都可以好好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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