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磨砖作砚忆怪人为题的精彩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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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百年记忆》展厅中陈列着一件形制怪异的砚台。此砚台长19.5厘米，宽17厘米，厚6.5厘米，青灰色。砚侧三面平整，一面边缘参差错落，恰使砚堂围合如野塘，粗朴不雕。

　　砚台两侧有铭文，一侧楷书“沔阳州”，一侧楷书“武昌城砖，卅七年六月制”，阴刻。由此可知，这块砚台取材于武昌城墙砖，于民国三十七年六月（1948年6月）制成。

　　砚台覆以自制的木盖，黑地描有白字，由于经年摩挲，字迹模糊，但仍依稀可辨：“此砖为十七年武昌拆城出之。吾见其有沔阳州三字，异之。考知明初楚王建藩，为吾州供之砖，故有沔阳州三字，制为砚，亦爱乡。难先。”根据以上砚铭，结合文献记载，便可以观照到此物的前世今生了。沔阳州的治所在今天湖北省仙桃市西南沔城，明初为沔阳府，属荆湖北道。到洪武九年（1376年），始改为沔阳州，沿用于明、清两朝。民国成立，1912年降为县。1986年改为仙桃市。因此，沔阳州是明清两朝湖北下属的一级行政建制。

　　武昌城原有城墙围护，直至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克复武昌城后，决议拆除。 王葆心在《续汉口丛谈》中谈及当时有人留心收藏城砖，发现城砖年代“最古者为吴嘉禾四年所造”，有“嘉定（南宋宁宗年号）戊寅官窑三十将造者”，还有“咸淳（宋度宗年号）、至元（元世祖年号）、嘉靖（明世宗年号）、崇祯（明思宗年号）”等时代的城砖。而这块铭刻着“沔阳州”的城砖是烧造于明清之际的。

　　古代工程营造，尤其是陵寝、宫殿、城郭之营造，动辄经年，工程浩大，城砖并非专由工程施工地生产，而是由下辖各地按规格烧造并运送到工地。此砖则是从沔阳州运到武昌的供应物品。铭文中的“难先”是一位怪人。其全名张难先（1874至1968 年），号义痴，湖北沔阳人。张难先早年投湖北新军当兵，参与组建革命小团体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后被捕入狱。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协助防守汉阳，不久又协助招讨汉水上游，规复湖北安、襄、郧、荆各地。1915年反袁，回乡以课徒、灌园为生。1924年后又追随孙中山革命，辗转广东、湖北、浙江省府任职。新中国成立后，张难先历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等职务。

　　张难先一身历经晚清、民国、新中国三个时代，以耿介知名，并且有一个外号。 他在《桑榆随笔》中如此自我介绍：“石蘅青、严立三、张难先，鄂人所称为‘三怪’者也。”其怪行很多，比如1931年他任浙江省主席时，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两次指令安插人员在浙江为官，张却以所派之人“劣迹甚多”和不合适为由顶了回去。

　　张难先当“县长秘书”的掌故，则体现了他“怪”的另一个侧面。1932年5月中旬，范一侠任沔阳县长，久不赴任。当时张难先在湖北省城武昌赋闲，问其原因，回答说，沔阳地方不好，延聘几个秘书、科长等员属，都不愿去，他一个人也办不了公。原来沔地低洼，去年发大水，居民流离，土匪蜂起，几乎无人愿去、无人敢去。而张难先却爽快地说：“我去，当你的秘书。”范以为是笑谈，因为张是中央大员，刚从浙江省主席卸任。不料，次日真的与他偕行。到沔阳后，两人谋治安，筹生计，一个月过去了，境内粗安，顿有恢复气象。

　　纡尊降贵，俯就事繁任重的县长秘书，确实“怪”。这份“怪”，张难先自认为是“实极端守常者也”。“桑梓糜烂至此，亲戚故旧，死亡载途，予不忍也”。从关心桑梓来看，则是“守常”。

　　“县长秘书”，磨砖作砚，手摩片石，这位可敬的怪人“守常”之举，无不令人想见其一腔爱乡情怀。（陈小飞）

　　胡开文制“铜柱墨”：清末中俄边界划定的重要历史见证物

　　胡开文制“铜柱墨”

　　光绪年间，沙俄趁清王朝衰弱之际，侵占我国大片土地，清政府迫于朝野之强大压力，不得不在东北长岭一带立柱为界，以免沙俄继续蚕食我国领土。当时的御史吴大澄将柱上铭文拓下，并以此拓本缩小定制成“铜柱墨”。此墨无论从质地、做工、形制，亦或其所蕴含的历史含义，都是不容忽视的佳品。

　　清朝末年，沙皇俄国侵占我国大片领土，并在光绪年间迫使清政府勘界，以便使侵占的土地“合法”化。清政府派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吴大澄和珲春副都统依克唐阿会勘中俄边界。当时胡适的父亲胡传正在东北做吴大澄的幕僚。胡传24岁进学中秀才，28岁进上海龙门书院，学习理学、经学、史学及天文、地理等知识，学会了山川地图的绘制技术。在东北期间，他还考察过东北地理，对中俄边境特别是军事要地作过实地考察，了解中俄边境的地理形势。

　　1884年，胡传被派往珲春，会同沙皇俄国的官吏廊米萨尔，勘定黑顶子等地边界。由于胡传了解中俄边境的地理形势，他在会晤沙皇俄国代表时据理力争，并亲自参加与俄方人员共同实地勘定珲春黑顶子等地边界的工作，有力地遏制了当时沙皇俄国的侵略野心。在黑顶子边界，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沙皇俄国趁黑夜偷偷将界碑刨出用马向中国境内驮的移碑现象，当地百姓称之为“马驮碑”。鉴于以往出现过“马驮碑”的教训，吴大澄决定将界碑铸成“定海神针”式的巨型铜界碑，铸上铭文强调疆域有志国有维，此柱可立不可移。

　　为了纪念这一大事，吴大澄命胡传回家乡请胡开文墨店，依照铜柱碑的原型缩小制成一批“铜柱墨”，传布世间。此墨赤金皮，凹铸小篆四行，小篆文字俱石绿色。文字内容是“光绪十二年四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吴大澄，珲春副都统依克唐阿奉命会勘中俄边界。既竣事，立此铜柱。铭曰疆域有志国有维，此柱可立不可移。”皆吴大澄的手笔。著名画家李苦禅之子李燕在《苦禅老人的收藏和收藏观》一文中，曾提到李苦禅所珍爱的藏品中就有一件“铜柱墨”，并说“他十分珍视之，并不时地取出来给我们子女看，说：‘别忘国耻啊！’”

　　关于胡开文的“铜柱墨”，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早春的黄昏，沙皇俄国的马队冲向中俄边境的高地。挡在他们面前的是一根顶天立地的铜柱，上面刻着“疆域有志国有维，此柱可立不可移”。但是，丧心病狂的侵略者却熟视无睹，顷刻之间，铜柱被毁，边界上血流成河。

　　对于沙皇俄国的暴行，清政府提出严正抗议，但在谈判桌上，俄国人却说那是他们的领土，根本没见到什么铜柱铁柱。就在这时，屏风后传来一声怒吼：“中国人还没死绝呢！”只见几个清朝官员抬着一个大木箱走了上来，打开一看，里面装着上千锭胡开文墨业制的墨锭，每根墨锭都是按铜柱的式样做的，上面都刻着“疆域有志国有维，此柱可立不可移”等字样。这显然是在立柱时同时制造的墨锭，沙皇俄国的谈判代表见了目瞪口呆，无话可说。当时铜柱虽毁但“铜柱墨”依在，用墨作证，揭示了侵略者的行径，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现在，“铜柱墨”成了沙皇俄国侵略我国的历史见证。(胡毓骅)

　　文天祥遗物玉带生砚引出的故事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遗物玉带生砚实物资料，由台湾民间的文氏宗亲会寄到文天祥的故里江西省吉安县，被县文管部门妥加收藏，当时新华社发布了此消息，曾广受文史界关注。从彩照等资料上看，文天祥这方玉带生砚属稀贵的端溪老坑石质。砚身有一石脉，若隐若现，浑然天成。此砚形制朴拙，透发出沧桑气息。砚盖上镌有文天祥手书砚铭：“紫之衣兮绵绵，玉之带兮潾潾，中之藏兮渊渊，外之泽兮曰宣，呜呼！磨尔心之坚兮，寿吾文之传兮。”字体遒劲秀润，气韵生动，显示出砚主人是位颇具造诣的书法家。在这之前，我们都以为文天祥这一珍贵遗物已从世上失传，而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里只藏有玉带生砚的砚铭拓本，为明末清初知名文人朱彝尊所拓。朱为浙江人，善诗文，精全石篆刻，颇有才名，当年有“北王（士祯）南朱（彝尊）”之誉。朱彝尊尤爱收藏历代古砚，如《旭日砚》等至今尚存世。

　　在清代中叶，文天祥的玉带生砚几经辗转，居然流入清宫，成为乾隆皇帝御用之砚，视若拱璧，亦不常用，置藏于三希堂内，乾隆自认有“十全武功”，他又雅好诗文，一生作诗万余首，但才气平平，并无多少传世佳作。他特意在这方玉带生砚上镌下他创作的《玉带生歌》，共169字，这首诗赞美了此砚的不同寻常，且借此褒赞忠于南宋、舍生取义的文天祥。当然乾隆仰慕前贤文天祥，还带有安抚汉族知识分子的意思。与他借南巡，去江宁府（今南京）拜祭明孝陵为明太祖朱元璋题写“治隆唐宋”碑之举如出一辙。这方玉带生砚是上世纪初从清宫流失出去的，至于后来它又如何到了台湾，这段经过已难以查考。

　　据说，玉带生砚是南宋爱国诗人刘辰翁所赠，他与文天祥、陆秀夫、谢枋得等都是朋友，志同道合，但他对文天祥寄予的希望最大。文天祥（1236—1283），字宋瑞，又字履善，庐陵（吉安）人。《宋史》称他“体貌丰伟，美哲如玉，秀眉而长目，顾盼烨然。”可见他是个俊武的男子。文天祥进士出身，文武双全，入仕当官后，体恤民间疾苦，清廉正直，政声颇佳。他从起兵勤王，率部众转战苏浙闽，百折不挠，被元军视为心腹大患。战败被俘后，文天祥被元军押往大都（今北京）软禁。他严拒元世祖及丞相伯颜几次劝降，坚贞不屈，严斥元军屠杀人民的罪行。文天祥一直将玉带生砚带在身边。他的《正气歌》、《金陵驿》等不朽的传世名篇，也正是蘸此砚墨写就的。他的名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正是他的爱国精神的写照。在被囚四年后，文天祥被元军押上刑场，壮烈就义，终年47岁。其三个儿子也先后死于元军屠刀。他的妻子欧阳夫人及两个女儿被送往京都，留在东宫，日诵道经。文天祥遗体被安葬于都城小南门外五里道旁。一年后，柩归故里，葬于富田东南二十里之木湖。700多年来，文天祥作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个英雄，一直受到人们的敬仰。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坚信，分藏于海峡两岸的砚铭拓本和玉带生砚的实物，终将早日团圆!（张成忠）

　　印章证明伯利恒有近3000年历史

　　以色列考古学家发现的黏土图章。

　　以色列考古学家最近挖出了一枚有2700年历史的黏土印章，上面有伯利恒的名字，显示出这座城市在它成为耶稣诞生地的几百年前就已存在。考古学家是在靠近耶路撒冷城墙的一个考古挖掘点过滤残骸时发现这枚印章的。印章只有硬币大小，上面刻有三行希伯来文：“在第七年”、“伯利恒”、“致国王”。“它显示在某个国王统治的第七年，一批货物从伯利恒被调运给耶路撒冷的国王。”就职以色列古迹管理局的挖掘负责人Eli Shukron表示。这枚印章属于政府的财政印章。

　　一枚铜质将军印见证南宋抗元史实

　　南宋常熟地图

　　浙江省海盐博物馆收藏了一枚“殿前平江府许浦驻扎水军第一将军印”，于1978年在浙江海盐澉浦出土。印章质地为铜，近方形，短矩形把手，高5厘米，长5.7厘米，宽5.6厘米，背面刻有“文思院铸”和“开禧元年”字样，此印是常熟浒浦军事历史的重要实物佐证。

　　浒浦古称许浦，为常熟通长江的二十四浦之一，是邑地临长江而立的古镇。浒浦塘穿镇而过，彭家桥横跨其上，因此，彭家桥亦为浒浦之别称。因浒浦的地理位置北通长江，南扼虞邑，故历史演变与军事息息相关，地名之由来亦不无关联。

　　在五代十国时期，吴越王遣将梅世忠、李开山等人屯兵浒浦、梅李、福山地区防御江北南唐兵。南宋政权在杭州建立后，江防愈显重要。南宋建炎初（1127），朝廷特设武卫水军，驻防浒浦、福山等地。宋绍兴六年（1136）置镇，军民市易繁盛。乾道（1165-1173）初年，平江知府汪应辰上奏《许浦水军札》乞以定海水军移驻浒浦，在沿江增设武卫水军，并立水军寨，驻军1.4万人，成为南宋最大的一支水军。嗣后，隶属殿前司，升格为御前水军。又宝庆元年（1225），圣旨准都统冯英申奏：“从万名许浦水军中拨二千分戍于江口顾泾，名左军。并于许浦置楼船之师，招募航海军事作战人员，以备海战之需。”直至宋末德祐元年（1275）十二月，元军统帅董文炳大败宋兵于淮西后移师许浦，宋都统祁安率水军降，元军从浒浦长驱直入城下，常熟县令赵崇游以城归附，才结束南宋的大规模驻军。入元后，浒浦曾置通事汉军万户府。可见元代驻军不亚于宋。至明末清初，浒浦驻军颇多。特别是清顺治年间，其地设炮台，康熙十九年（1680）设海关，今浒浦港口至北桥中间有突出部位，是浒浦古代海关遗址。雍正二年（1724）设巡江水军。综上所述，浒浦历来重兵把守，堪称常熟最早的军港。

　　南宋时浒浦水军的盛极一时令人叹为观止，袁说友所作《被旨许浦阅舟归》记载了这一时期水军盛况。袁说友（1139-1204），字起岩，号东塘居士，福建建安（今福建建瓯）人。宋隆兴元年（1163）进士，调溧阳簿。淳熙四年（1177），任秘书丞兼权左司郎官，后调任池州、知临安府。累任太府少卿、户部侍郎、文安阁学士、吏部尚书。嘉泰二年（1202）以吏部尚书进同知枢密院，三年（1203），拜参知政事。袁说友曾多次到浒浦阅兵，留下了不少诗歌作品，记录了当时浒浦的水军情况：

　　被旨许浦阅舟归

　　皇家百万兵，一一拱行阙。

　　朌恩劳军士，有诏涓良月。

　　鸣鸾肃天仗，君王自亲阅。

　　旌旗照鼙鼓，铠甲耀冰雪。

　　金缯辱君赐，再拜嵩呼叠。

　　天子曰嘻哉，长江殆虚设。

　　云屯皆壮士，宁有中外别。

　　乃命臣某某，腆犒均行列。

　　许之问军旅，利害与优劣。

　　臣闻畴昔论，舟师利通捷。

　　出入如风驰，进退如电制。

　　乡来经始意，规置有余烈。

　　更张一何误，事亦随废缺。

　　横舟卧平沙，鍪胄半折裂。

　　蒙冲才什五，水卒无枭杰。

　　只今众弊见，嘌不一语决。

　　往往忧国者，无路伸喙舌。

　　小臣愧不敏，衔命纡华节。

　　愿陈一得虑，竹头而木屑。

　　方略许图上，稽首思罄竭。

　　君王赦其愚，臣敢毕其说。

　　诗中可见当时浒浦水军的气势和规模。

　　与浒浦军事史有关的另一重要人物则是民族英雄文天祥。元兵攻占临安后，陆秀夫、张世杰等在福州拥立端宗。文天祥从镇江敌人手里逃脱出来，急于回到南方聚兵抗敌，遂乘船前往福州。在经过南通水面时，眺望对岸被元军占领的浒浦写下了满怀豪情的《扬子江》：几日随风北海游，回从扬子大江头。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

　　查考南宋端平元年（1234）《重建佐圣道院碑记》：“立许浦水军寨。”咸淳五年（1269）《卫淇墓志铭》：“许浦场莅官。”元卢镇《重修琴川志》：“许浦镇。”明弘治七年（1494）《季府君朱孺人合葬墓志》：“葬于许浦张家湾。”清乾隆年《福寿道院记》：“许浦白荡桥。”诸说均为许浦。由此可知，许改为浒，不早于清中晚期。又《晋书》载：“成帝咸和五年五月，石勒将刘徽寇南沙，都尉许儒遇害。”据《京口志》及元卢镇《重修琴川志》皆言刘徽浮海入寇。两晋时期，浒浦属古南沙地，位于江海交汇处，沿江多泾浦，极易受海寇侵扰。据唐代《建康实录》称：许儒为人“立人清素”，联系到彭家桥别称以姓氏定名，那么，古南沙地百姓以纪念都尉许儒殉职于浦而命名许浦也有可能。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有“绵绵葛藟，在水之浒。”后来许字衍变为浒，这种形象的写照，亦有一定道理。

　　熊文灿与“熊坑”

　　在端溪老坑的开采史上，有“熊坑”一名，指的是明代崇祯年间两广总督熊文灿所开老坑。先说说熊总督其人。

　　熊文灿字心开，史载他是贵州永宁卫（今四川叙永）人，也有说法认为他是四川泸县人。明代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进士。崇祯元年（1628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在闽期间，屡平海上大盗。因政绩卓著，崇祯五年（1632年）二月，擢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兼巡抚广东。

　　熊文灿在闽、广为官期间，积蓄了大量资财，平日以珍宝结交权要，思谋久镇岭南。恰其时，崇祯皇帝因怀疑此前有奏称已“自焚溺死”的海盗刘香可能未死，且不知熊文灿的为人，于是派宦官假借到广西采办之名，前去观察了解熊文灿其人。这位宦官一到，熊文灿即赠以厚礼，并留饮十日。宦官大喜，席间提到中原寇乱之事，熊文灿正饮得兴起，拍案骂道：“这是诸臣误国啊！如果由我前往讨伐，怎会让鼠辈如此猖獗呢！”宦官一听，马上站起来说：“实不相瞒，我这次到广西，并非真为采办而来，而是奉皇上之命来悄悄考察您的。公实在是当世之才，非公不足以剿灭此贼！”

　　熊文灿本来一直处心积虑要久镇岭南，岂料自己一时酒后失言，十分后悔，马上列举出诸多理由推托。宦官说：“我回去向皇上奏请此事，若皇上无所吝，公就不得再推辞了。”熊文灿一时辞穷，只得应承。宦官回去后，果然面奏了崇祯皇帝。

　　却说熊文灿的姻亲、同乡姚明恭时任詹事，姚与其时手握兵权的杨嗣昌关系甚好。适逢崇祯皇帝急于“平贼”，杨正希望找一名得力的人帮助自己。姚明恭于是向杨嗣昌推荐了熊文灿。杨大喜，亦向崇祯皇帝举荐熊。

　　崇祯十年（1637年）四月，熊文灿任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理南畿、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军务。这是熊文灿“霉运”的开始，熊某人生的大悲剧，由此拉开帷幕。

　　熊文灿督主军务后，明军先是连打胜仗，使农民起义转瞬陷入低潮。崇祯十一年（1638年）五月，熊文灿再次使出在福建屡试不爽的招降故技，招抚张献忠、刘国能投降。岂料张献忠是个极有心计的人，他名义上归顺明朝，实际上是向熊文灿催索饷银，屯兵数万于谷城，伺机而动。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张献忠再起，势如破竹。崇祯帝大怒，命杨嗣昌前去代替熊文灿。杨一到，马上派人捉拿了熊文灿入狱。当时，熊文灿的亲家姚明恭虽已身居相位，但也救不了他。崇祯十三年（1640年）十月，熊文灿以抚议误国罪斩首于北京西市。

　　现在再回过头去，说说熊文灿当年任两广总督期间，所做的“一明一暗”两件事。

　　“明事”是拨款修建七星岩水月宫。此事光明正大，故地方史志中有载。据《肇庆市志》记：“崇祯九年（1636年），两广总督熊文灿拨款白银十余万两，建肇庆七星岩水月宫。”

　　“暗事”正史不见载，而见于时人的记述中。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福建人高兆莅临端州，亲历老坑开采，回去后，写下了著名的《端溪砚石考》，就是在这篇砚著中，高兆提到了熊文灿私开老坑之事：“崇祯末，蜀人熊文灿总督两广日，指挥苏万邦致石工于江西，缊火中夜开坑，不敢自日中也。”

　　从熊文灿于外地招工、且在夜间开坑等有异于常态的做法，可知熊文灿这次开采，明为“官开”，实属“私采”。明代，朝廷对端溪砚石资源的控制颇为严格，此前万历年间的开采，皆由太监监采。崇祯年间，大明江山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大概朝廷早已顾及不了一个小小的砚坑。是故，熊文灿方有机可乘，斗胆私开。当然，他也不敢过于明目张胆，而是请江西石工来端州，夜间开坑。《明史》记熊文灿在闽、广为官期间，积蓄了大量财富，估计端溪老坑砚石应该也属其中一项。

　　熊文灿这次开坑所采得的老坑砚石，材质极佳。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说：“予少颇蓄砚，以熊制府所开石为最。”砚史上，把熊文灿这次所开老坑，称为“熊坑”。（文/欧忠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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