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的“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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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禹锡，唐代中晚期著名诗人，有“诗豪”之称。他的家庭是一个世代以儒学相传的书香门第。

　　诗情豪意刘禹锡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洛阳人，是匈奴族后裔。他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他历仕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诸朝，晚年任太子宾客，世称“刘宾客”。刘禹锡的家庭是一个世代以儒学相传的书香门第。刘禹锡耳濡目染，加上天资聪颖，敏而好学，从小就才学过人，气度非凡。他19岁游学长安，上书朝廷。贞元九年(793)考取进士，任监察御史等职。由于他对当时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朋党之争的社会现实极为不满，参与了王叔文的改革运动，遭遇失败，以致人生坎坷，多次受贬。刘禹锡的诗精炼含蓄，往往能以清新的语言表达自己对人生或历史的深刻理解，因而被白居易推崇备至，誉之为“诗豪”。

　　但凡真正的诗人、作家、艺术家，都有几分不谙世事不通世俗的“天真”。这种“天真”，一方面使他们能比一般人更敏锐地感知人世间的真善美和假恶丑，创作出纯朴率性、近乎天籁的完美的文艺作品;另一方面，这种“天真”，又使得他们与世俗格格不入，遭遇世俗的排斥和打击，甚至被某些俗人所嫉恨和算计，他们的人生轨迹，也因此变得曲折而多舛。刘禹锡就是这样的典型。

　　刘禹锡在当时的文坛，绝对是重量级人物。他的《陋室铭》、《乌衣巷》都是流芳百世的名作。但刘禹锡也是一个相当“天真”的人，做人颇不圆通。刘禹锡的“天真”，在他的《陋室铭》里有明显的表现。文章表现了作者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洁身自好、不慕名利的生活态度;表达了作者高洁傲岸的节操，流露出作者安贫乐道的隐逸情趣。可是，他的“天真”给他惹了不少的麻烦。这一点，从刘禹锡创作《陋室铭》的过程中就可以看出。

　　《陋室铭》是刘禹锡被贬至安徽省和州时所作。刘禹锡被贬至和州任通判，按当时的规定，他的级别可以在衙门里住三间三厦的屋子。可是，和州姓策的知县是个势利小人，而且嫉贤妒能。他见刘禹锡被贬而来，便落井下石，对他“关照”有加。加之刘禹锡为人“天真”，不肯也不愿与势利小人套近乎，在策知县这里，自然得不到丁点好处，反遭多方刁难。策知县先是安排刘禹锡住在县城南门江边一套三间的房子里。三间三厦的屋子缩水为三间，搁在别人身上肯定郁闷，可“天真”的刘禹锡见房子面对大江，不但没有郁闷，反而很高兴，特地撰写了一副对联贴在屋门两侧，联曰：“面对大江观白帆，身在和州思争辩。”刘禹锡此举可把策知县气得够呛，本想整你，你却在这里“观白帆”，还想着要与朝廷“争辩”。好嘛，再给你紧紧。于是，策知县又下令将刘禹锡的住房由城南门调到城北门，房子也由三间缩小到一间半。这一间半房子位于德胜河边，白帆是观不着了，可房子附近还有一排排杨柳树，这在“天真”乐观的刘禹锡眼里自是别有一番风趣。刘禹锡随遇而安，得了这一间半房子，也没有计较，悠然自得地住下，而且又写了一副对联贴在新居门上：“杨柳青青江水边，人在历阳心在京。”策知县再次给刘禹锡调房。这次，他把刘禹锡的住房调到了城中，而且只给了一间仅能容下一床一桌一椅的破落蜗居。就这样，半年时间里，刘禹锡连搬三次家，住房一次比一次小，最后仅得斗室。“天真”的刘禹锡根本不计较住房待遇方面的落差，更不会向势利小人屈膝。他依然自得其乐地读书作文，并有感而发，一气呵成写下了《陋室铭》这篇流芳千古的美文，还请人刻于石头上，立在门前。

　　豁达的“天真”

　　刘禹锡的“天真”可以说是透入骨髓的，这种“天真”使他不管身处怎样的困境都能乐观豁达、不屈不挠。而他的乐观豁达，又往往让他备受打击。刘禹锡参与的王叔文的改革在保守派的百般阻挠之下失败了，支持王叔文改革的8个官员，都被当做是王叔文的同党而遭到打击。皇帝下诏，把韦执谊、刘禹锡、柳宗元等8人一律降职，派到边远地方当司马，历史上把他们和王叔文、王�合起来称作“二王八司马”。其中，刘禹锡被派到朗州(今湖南常德)做司马。朗州离长安很远，那时候还是荒僻落后的地区。要是换了一些想不开的人，心情是够难受的。“天真”的刘禹锡相信自己的作为是正直的，真理在自己这一边，遭贬了也不那么懊丧。到了朗州，除了办公以外，他常常游览山水，写写诗文，在诗文中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反映人民的疾苦。这一去就是10年。日子一久，朝廷里有些大臣想起他们来，觉得这些都是有才干的人，放在边远地区太可惜了，就奏请宪宗，把刘禹锡调回长安，准备让他留在京城做官。

　　刘禹锡回到长安，看到长安发生了很大变化，朝廷官员中，很多新提拔的都是他过去看不惯、合不来的人，心里很不舒坦。不舒坦就不舒坦，放在心里就是，可刘禹锡“天真”啊，“天真”的人藏不住事。京城里有一座有名的道观叫玄都观，观里种了一些桃树，春天观里桃花盛开，招引了不少游客。有老朋友约刘禹锡到玄都观去赏桃花，回来以后他就写了《玄都观桃花》：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这首诗很快就传到了朝廷的权贵们那儿，他们从诗里读出了刘禹锡的“不服气”，也读出了他对朝廷后来提拔的权贵的嘲讽。这一下子自然就惹出了麻烦，他又被贬往连州(今广东连县)做刺史。以后，刘禹锡又被调动了好几个地方。过了14年，裴度当了宰相，才把他调回长安。

　　刘禹锡重新回到京城，又是暮春季节。换个有城府的人，仕途如此坎坷，经过百般磨难好不容易回到了京城，该夹着尾巴做人了吧。可刘禹锡却旧地重游，又去玄都观里看桃花。这次，种桃的道士不在了，观里的桃树没有人照料，有的被砍，有的枯死，满地长着燕麦野葵，一片荒凉。他想起当年桃花盛开的情景，联想起一些过去打击他们的宦官权贵，一个个在政治争斗中下了台，而他自己却顽强地坚持着。想到这里，他就又写下了《再游玄都观》，抒发他心里的感慨：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刘郎今又来。

　　这首诗一传开自然又被认为是牢骚之作，3年后，皇帝又把他贬到外地当刺史去了。

　　唐朝有种社会风俗，举子在考试前都要将自己的得意之作送给朝廷有名望的官员，请他们看后为自己说几句好话，以提高自己的声誉。襄阳有个名叫牛僧孺的读书人，这年到京城赴试。这个牛僧孺，可算作刘禹锡的“粉丝”，一到京城，他就带着自己的得意之作，来见刘禹锡，请他赐教斧正。刘禹锡“天真”大发，他没去想人家请他赐教斧正也许只是客套，竟然毫不客气地当面修改起牛僧孺的文章来。当然，刘禹锡作为久负盛名的文坛前辈、文学大家，能亲自修改牛僧孺的文章，对他创作水平的提高是有好处的。可是，这个牛僧孺并不是个真心向学的人，而且又非常自负，此番老刘只挑刺不夸奖，让他大失所望，也很“受伤”，他从此对刘禹锡记恨在心。后来牛僧孺官运亨通，最后当上了当朝宰相。一次偶然的机会，刘禹锡与牛僧孺相遇在官道上，两个人便一起投店，喝酒畅谈。酒酣之际，牛僧孺写下一首诗，其中有“莫嫌恃酒轻言语，曾把文章谒后尘”之语。这时，“天真”的刘禹锡才知道自己当年当面改牛僧孺的大作有多么的欠考虑。后来，刘禹锡还跟他的弟子提到这件事，说：“我当年一心一意想扶持后人，谁料适得其反，差点惹来大祸，你们要以此为戒，不要好为人师。”

　　其实，刘禹锡改牛僧孺的文章，既是“天真”率性之为，也反映了他为人真诚的品格。也正是这种“天真”和率性，造就了一个才华俊逸、风格脱俗的大诗人。倘若刘禹锡只是个凡事打哈哈、说好话的人，我们今天又怎能读到他的那些俊秀隽永的诗文。刘禹锡的“天真”并没有错，错的是病态的世道，容不下这种“天真”，容不下这份来自人性深处的美好。

　　刘禹锡屡遭贬谪，白居易很为他抱不平，写了《醉赠刘二十八使君》一诗，其中有“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之句，一方面称赞刘禹锡的才气与名望，同时也为其不幸的命运而感叹。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年)，54岁的刘禹锡从和州刺史任上返回都城洛阳，途经扬州与白居易相会时作《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这首诗可以说是“天真”的刘禹锡大半生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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