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孟浩然的求仕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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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国力强大。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一种比较独特的政治生活局面。

　　很多人推崇孟浩然，无非是因为他那些可以与王维相提并论的山水田园诗以及他那“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的高尚情操。然而，孟浩然虽然以隐士终生，但并不代表他不期望出仕。

　　在《书怀贻京邑同好》中，他这样说到：“三十既成立，嗟吁命不通。慈亲向赢老，喜惧在深衷。甘脆朝不足，箪瓢夕屡空。执鞭慕夫子，捧檄怀毛公。感激遂弹冠，安能守固穷?”孔子曾说：“三十而立”，而自己三十既过，却一事无成，面对这样的现实，孟浩然只能长吁短叹。他虽“一心慕夫子，怀毛公”，然而面对“甘脆朝不足，箪瓢夕屡空”的现实，不得不发出“安能守固穷”的感叹。他在另一首诗中也这样写到：“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由于生活的逼迫，他期望朋友们能够给他出谋划策或者加以援引。

　　四十岁时，孟浩然北上长安，企求入仕。一个没有背景，深居简出的人要走上官场，是很难的。所以，孟浩然这次进京，除了获得了诗名之外，并未获得一官半职。看透官场黑暗的孟浩然，希望彻底落空了。于是愤然离京到江淮吴越各地漫游。

　　在离别王维之前，他作诗一首《留别王侍御维》，借以表明心迹：

　　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欲寻芳草去，异与故人违。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

　　作者半生寂寞无闻，过着食不裹腹的日子，只期望有朝一日，能够寻得芳草。然而，这入仕的道路是不平坦的，他不仅没能得到一官半职，反倒给自己平添了几丝烦恼。早知如此，悔不该与故人相违，实不如固守清贫，倒落得个自由自在。

　　虽然嘴上这样说，孟浩然还是在张九龄府中做了几天幕僚，最终还是退隐山林。

　　其实，在此之前，孟浩然就已经料到自己求仕的道路不会那么平坦。他在《归故园》一诗中，就对自己的人生作了一个简短明了的概括：

　　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

　　相传，他曾在王维家里对玄宗朗诵该诗，从而获罪遭贬。或许，正因为如此的遭遇，终结了孟浩然仕与隐的矛盾，使之能一心用在山水田园之上，从而成就了与王维并称的孟浩然。

　　拓展：孟浩然简介

　　孟浩然，唐代诗人。本名不详(一说名浩)，汉族，襄州襄阳(今湖北襄阳)人。字浩然，世称「孟襄阳」，与另一位山水田园诗人王维合称为"王孟"。以写田园山水诗为主。因他未曾入仕，又称之为孟山人。襄阳南门外背山临江之涧南园有他的故居。曾隐居鹿门山。

　　生平

　　孟浩然出生于公元689年(武后永昌元年)，唐代一位不甘隐居。壮年时曾往吴越漫游，后又赴长安谋求官职，但以「当路无人」，只好还归故园。开元二十八年(七四零)诗人王昌龄游襄阳，和他相聚甚欢，但此时孟浩然背上正生毒疮，据说就是因为「食鲜疾动」，终于病故，年五十二岁。

　　孟浩然的一生，徘徊于求官与归隐的矛盾之中，直到碰了钉子才了结了求官的愿望。他虽然隐居林下，但仍与当时达官显官如张九龄等有往还，和诗人王维、李白、王昌龄也有酬唱。

　　孟浩然的诗已摆脱了初唐应制，咏物的狭窄境界，更多地抒写了个人的怀抱，给开元诗坛带来了新鲜气息，并得到时人的倾慕。李白称颂他「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杜甫礼赞他「清诗句句尽堪传」。可见他在当时即享有盛名。他死后不到十年，诗集便两经编定，并送上「秘府」保存。现有《孟浩然集》。

　　孟浩然出生于公元689年(武后永昌元年)。40岁时，游长安，应进士举不第。曾在太学赋诗，名动公卿，一座倾服，为之搁笔。他和王维交谊甚笃。传说王维曾私邀入内署，适逢玄宗至，浩然惊避床下。王维不敢隐瞒，据实奏闻，玄宗命出见。浩然自诵其诗，至"不才明主弃"之句，玄宗不悦，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放归襄阳。后漫游吴越，穷极山水之胜。开元二十二年(734)，韩朝宗为襄州刺史，约孟浩然一同到长安，为他延誉。但他不慕荣名，至期竟失约不赴，终于无成。开元二十五年，张九龄为荆州长史，招致幕府。不久，仍返故居。公元740年(开元二十八年)，王昌龄游襄阳，访孟浩然，相见甚欢。适浩然背上长了毒疮，医治将愈，因纵情宴饮，食鲜疾发逝世。孟浩然生当盛唐，早年有用世之志，但政治上困顿失意，以隐士终身。他是个洁身自好的人，不乐于趋承逢迎。他耿介不随的性格和清白高尚的情操，为同时和后世所倾慕。李白称赞他"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赞叹说："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赠孟浩然》)。王士源在《孟浩然集序》里，说他"骨貌淑清，风神散朗;救患释纷，以立义表;灌蔬艺竹，以全高尚"。王维曾画他的像于郢州亭子里，题曰："浩然亭"。后人因尊崇他，不愿直呼其名，改作"孟亭"，成为当地的名胜古迹。可见他在古代诗人中的盛名。王维、李白、王昌龄都是他的好友，杜甫等人也与他关系甚好　隐居本是那时代普遍的倾向，但在旁人仅仅是一个期望，至多也只是点暂时的调剂，或过期的赔偿，在孟浩然却是一个完完整整的事实。在构成这事实的复杂因素中家乡的历史地理背景，或许是很重要的一点。

　　在一个乱世，例如庞德公(东汉名士)的时代，对于某种特别性格的人，入山采药，一去不返，本是唯一的出路。但生在“开元全盛日”的孟浩然，有那必要吗?然则为什么三番两次朋友伸过援引的手来，都被拒绝，甚至最后和本州采访使韩朝宗约好了一同入京，到头还是喝得酩酊大醉，让韩公等烦了，一赌气独自走路呢?正如当时许多有隐士倾向的读书人，孟浩然原来是为隐居而隐居，为着一个浪漫的理想，为着对古人的一个神圣的默契而隐居。在他这回，无疑的那成立默契的对象便是庞德公。孟浩然当然不能为韩朝宗背弃庞公。鹿山不许他，他自己家园所在，也就是“庞公栖隐处”的鹿门山，决不许他那样做。

　　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岩扉松径长寂寥，惟有幽人自来去。

　　这幽人究竟是谁?庞公的精灵，还是诗人自己?恐怕那时他自己也分辨不出，因为心理上他早与那位先贤同体化了。历史的庞德公给了他启示，地理的鹿门山给了他方便，这两项重要条件具备了，隐居的事实便容易完成得多了。实在，鹿门山的家园早已使隐居成为既成事实，只要念头一转，承认自己是庞公的继承人，此身便俨然是《高士传》中的人物了。总之，是襄阳的历史地理环境促成孟浩然一生老于布衣的。孟浩然毕竟是襄阳的孟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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