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派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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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与中共早期的派系斗争
篇一:中共派系

王明与中共早期的派系斗争

王奇生：我也非常感激郭老师能够编这么一本年谱，准确说应该是年谱长篇，把相关资料还有学术研究等，都汇总在一起，这本年谱基本上就是另外一部中共党史，把各种声音都汇总在一起。

我比较关注的是上世纪20年代王明在莫斯科这一段的历史，在研究各国共产党早期历史时，我有一个非常深的感触。按照官方的史学顺序，第一章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第二章是工人阶级发展壮大，第三章才是讲中共成立。过去的党史为了要证明中共成立拥有本土的基础，就要证明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为了证明工人阶级发展壮大，还要证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只有资本主义发展，工人阶级才会壮大。一战时期，西方列强无暇东顾，给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号称是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前一段时间，我特别看了一下资料，到底黄金时期是怎么样的？我发现除了民纺织业在这个期间确实发展成民企，其它基本都没有什么明显发展，我看到的所有论著讲中国资本主义怎么发展，基本上所举的论证与资料，全部是讲中国民纺织业。在这个时期列强的确无暇东顾，但无暇东顾也带来了交通的中断，中国很多的东西要从西方进口，甚至一些基本的原材料和机械，中国自己的产品也无法向西方销售，所以，有时候不是西方国家无暇东顾资本主义就能发展。所以，上世纪20年代的黄金时期可能要重新进行探讨，我感觉这是一个神话。

大家都知道，各国共产党基本都是在莫斯科的帮助下建党的，基本都是在1920年、1922、1923、1924这几年建立起来，所以，与各国的国情实际关系不大，与各国的资本主义以及各国工人阶级的发展也没太大关系。看早期各国共产党成立的情况，会有一个深刻的印象，从早期就是一塌糊涂，特别是表现在派系之争。

为什么中共早期这一问题恰恰不明显？为什么其它国家的共产党在早期派系斗争会如此厉害，并且后来对党的成长、崛起、发展壮大产生致命性的危害？毛主席也说中共在早期基本不存在派系问题，而在其它国家，早期派系斗争就成为一大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原因，恰恰是各国共产党没有找到一个，或者没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党魁。而中共在早期，找到陈独秀做中共党魁，陈独秀是中共早期得以顺利成长的一个重要因素。陈独秀当时在全国知识界、思想界、文化界有崇高的、独一无二的威望。建党以后，党内的一些青年是在陈独秀的思想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所以对陈独秀是一种仰望和崇拜的态度，不可能去挑战和质疑陈独秀，也不可能去打“这个党魁我来做”的主意。但是其他国家党内都是一群年轻人，每个人都有野心，都对别人不服气，在这种情况下，年轻人之间在互相争抢地位的过程中，互相拉拢了一帮人形成不同派系，就是很容易理解的了。

回头讲王明的问题，中共早期在国内没有形成派系，而恰恰在莫斯科中共支部里，产生了党务派、教务派、第三派，后来是王明宗派，派系斗争在莫斯科搞的一塌糊涂。我觉得这与各国共产党早期的情况很相近。这批年轻人到了莫斯科以后，谁都想争权夺利。当然了，这种情况的产生也是苏联党政的派系影响，因为教务派、党务派等派系都是跟苏联政府派系之间有直接关系的。我的看法是，中共后来的很多派系问题，跟这批中国到莫斯科的党员关系十分密切。

我们过去通常把后来文革中的种种问题追溯到延安整风，但事实上文革中的问题在二十年代的莫斯科就已经初现端倪了。陈碧兰的回忆录中写道：她二十年代在莫斯科时，中国共产党莫斯科支部连她和情人的情书也会窃看，但是她没有抗议，她当时的想法是既然入了党，就要接受党的监督，要把一切交给党，因而党要检查我的情书，似乎也没有什么问题。

另外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问题。我一直很好奇“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怎么产生的。在陈独秀时期，国内党内还没有自我批评，但是莫斯科时批评与自我批评就已经存在了。我觉得中共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与二十年代的莫斯科有关系。关于苏联党内究竟存不存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目前存在很多说法，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二十年代的苏联的确存在互相监督，互相打小报告的情况。所以，至少我们可以说残酷斗争与无情党纪这些全是在20年代的莫斯科里面显现出来的。

总而言之，很多中共的政治文化，在二十世纪陈独秀时期的国内没有出现，但是在莫斯科存在，虽然后来的一些问题不能说完全学苏联，但苏联肯定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这些问题中还存在谜团，读了这本书以后我发觉很多东西我们可能还要重新去做。

历史中，有有声、有无声，还有高音与低音，像王明这样的人物哪一天能够比较公平的看到他的真实面目呢？至少王明是一个真诚的革命者，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要看到王明的政治的理想与抱负。

中央为何今年对周徐苏令四个大老虎开刀
篇二:中共派系

媒体：中央为何今年对周徐苏令四个大老虎开刀

2014年12月27日 08:18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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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政治家王安石曾有诗云：“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距离一个政治事件太近，只是容易模糊掉大背景，陷入某些边角料。

谈资是重要的，但更加重要的，是对整个政治脉络的观察。

冬至夜那个热腾腾的话题无需赘述。如果把2014年落马的四个前党和国家领导人放在一起，可以发现，每个案子，意义均不一样。

周永康一案，敲打官场，最大的一点，是山头主义和帮派主义。

无论是石油帮，还是周手下的秘书党，最大的特点，就是攻守联盟，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而在政治上，则完全以派系来定义“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而无视大局。

这在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唐朝的牛李之争，北宋的洛党、蜀党之争，明朝的东林党与阉党之争，多少政治衰败，源于党争之祸。山头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党争在政党政治下的变种。最大的危害，是损害党内统一，这对于要求统一的政党来说，等于是个“定时炸弹”，必须拆除。

徐才厚一案，敲打的是军队系统。

党、政、军，是国家机器的三大系统。虽说，无论是周永康还是徐才厚，都是党内“大老虎”。但相对而言，徐才厚主要属于军队系统。军队系统，长期以来，有效的监管力量缺乏。军队的纪委，仅为正大军级，而七大军区级别均高于军队纪委。更别说四总部总长，兼任中委委员。而徐才厚身居军委副主席，更是缺少相应的监管。据媒体报道，已经落马的谷俊山，正是与徐才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才敢如此肆意敛财。

如此格局，军队反腐怎么进行？一些高级领导干部肆无忌惮，与监管缺失不无关系。不久前，军队审计署升格，直接向中央军委报告，无疑是要破除这种现象，以中央军委直管的制度设计，强化监督。

苏荣一案，利剑所指向的是“一把手”和买官卖官。

如果和白恩培案合观，意义更明显。白恩培所牵涉的，无论是张田欣，还是孔垂柱，或是沈培平，很大的一点，就是买官卖官。说白了，高级官员向封疆大吏贿赂、送礼，谋求晋升；而一把手手握重权，能够掌控人事变动。这两者的耦合，就引出了买官卖官这个历史性难题。中央巡视组在多个省份的巡视意见，均把一把手监督和买官卖官摆放在一起，意义再明显不过了。

苏荣亦是如此。据报道，其妻多次染指稀土矿产，不少江西省内高级领中共派系。

导以贿赂其妻的方式，变相贿赂苏，以此获得苏信任和提拔机会。比如江西省原副省长姚木根，江西萍乡两届原市委书记陈安众和陈卫民，均与苏荣关系密切。

令计划一案，所指向的不仅仅是山头主义，更是指向家族腐败。

多数人注意到了令所牵涉的山头主义和圈子主义，这个在早前更大的周案中就已显现。此次，无非是再次警示。而更大的信号，则是指向家族腐败。

一个政党，要解决好的是精英的素质。精英的素质，决定了一个执政党执政的水平，乃至执政的时间。

素质需要有德，也要有才。能够官至省部级，很少不是靠着自己的才干，走上这个位置的。但是，大部分落马的高官，都是德出了问题。而所为德，既有政治伦理，也有私人伦理之分。政治伦理，用党内语言来说，就是党性：是不是和中央保持一致，是不是对党忠诚，是不是为官有位且有为等。私人伦理，这是整个官场最大的问题。

而私人伦理的涵养，离不开一个好的家庭。所谓修身，才能齐家，才能治国，才能平天下，这本就是传统治道。这也是习大力提倡传统文化的原因，即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在于儒家很好地解决了私人伦理与政治伦理的对接，化家为国。中纪委在发布令的通报之前，有两个铺垫，一个是申维辰，一个是金道铭，均被“双开”的理由中有一条，便是“通奸”。换言之，没有处理好家庭问题，私人道德就已经有亏了，还怎么谈做官之道？这是中纪委以这两个作为令“落马”铺垫的原因。而反观令，令氏一族，身陷家族腐败，令政策、令完成、令计划等相继落马，是没有处理好家庭问题的一个反面。

所以说，破而后立，反腐，不仅是为了震慑，更是为了重塑政治生态。

一个名叫计划的有变，但中央的计划并没有改变，这是这一届执政集体的历史使命。其意义就在于借此重塑政治精英的家庭伦理，让精英管好自己的家族，防止家族成员，借国之重权敛财、弄权，这是廓清政治污垢、涵养政治生态的重要一环。这才是令案，对于整个官场，乃至执政党，最大的信号。

周案出来之后，有人曾猜想，反腐何处是尽头？无论是之前的徐案，还是之后的令案，都揭示出反腐和作风建设一样，没有休止符。

无论是身居庙堂的“大老虎”，还是人处江湖的各种“掮客”，该打的，绝不会松手，该查的，也绝不会轻易放过。

中共，有这个决心。（文/林亦辰）

从帝制祸首到中共秘密党1
篇三:中共派系

从帝制祸首到中共秘密党员：晚年杨度的华丽转身

2013.07.12 17:26

来源： 《党史博览》 作者： 左玉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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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

杨度，原名承瓒，字皙子，后改名度，湖南湘潭人，是近代中国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风云人物。他时而意气飞扬，独立潮头；时而独持己意，沦入茫茫俗世。他以热情豪迈的气概，创作了《湖南少年歌》，发出了“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时代强音，真可谓豪气冲天。他为立宪运动鼓吹奔走，为速开国会呼吁呐喊，受到了时人的尊敬和称赞。他将做“帝师”及实现“君宪”的希望寄托于袁世凯，发起成立筹安会，为复辟帝制效力，则受到时人的指责和痛骂。然而，为了救国救民，他晚年知过就改，毁家纾难，不畏风险，确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救中国的唯一指针，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人生的华丽转身。 ■李大钊对杨度说：“海上的雾越浓，越需要灯塔指引。你望见那光，就不会迷航了。”

杨度早年主张君主立宪，发起筹安会，为袁世凯称帝奔走鼓吹，是有名的帝制祸首。然而，后来他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秘密党员。这似乎令人费解。 实际上，杨度是一位勇于补过、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洪宪帝制失败后，他看到民国政治舞台上的风云变幻，认识到“君宪”难以救中国，便开始倾向革命。1922年9月，杨度到上海会晤孙中山，实现当年东京约定，跟随孙中山开始走上民主革命道路。孙中山紧握杨度的手说：“皙子，你能履行政治家的诺言，真是可人！”

杨度坦诚地说：“我的君主立宪主张已经失败，今后再也不会有君主出现了。我认识到时代已经不同，目前只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革命运动，才是救国的唯一出路。”他表示：“我这次来上海，就是为了遵守当年临别时的诺言，愿以劫后余年来为革命事业出力，协助先生完成民主革命，以救中国。”

但是，孙中山感到杨度在洪宪帝制时的名声太大，一个素来主张君主立宪者忽然加入国民党，会使国民党人难以接受。他希望杨度发表一个声明或检查书，向大家解释一番，然后再在组织上加入国民党。但性格高傲的杨度只是淡淡地说：“我不加入国民党，是照样可以为国民党工作的。”

从此，杨度跟随孙中山开始走上民主革命道路，时常奔波于京沪道上。 正是在上海莫里哀路孙中山的寓所，杨度第一次结识了中共著名领袖李大钊。杨度之所以能够弃旧图新而成为中共早期秘密党员，李大钊对他的影响起了决定性作用。中共派系。

杨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阅读过李大钊在《新青年》《每周评论》上发表的许多文章，加上李大钊还是倒袁运动的主将之一，故他对李大钊产生了敬慕之情。当杨度在上海莫里哀路拜见孙中山时，第一次见到了李大钊。此时，李大钊专程到上海会见孙中山，商讨“振兴国民党进而振兴中国”问题。这是杨度与李大钊的初次见面。

这年秋，杨度在北京宣武门胡鄂公家中，再次见到了主持北方革命运动的李大钊。李大钊对杨度说：“海上的雾越浓，越需要灯塔指引。你望见那光，就不会迷航了。”

杨度与李大钊多次交谈之后，表示愿意在李大钊的领导下，积极奔走于北京和上海之间，为共产党朋友做些有益的工作。这样，杨度就接受了李大钊交给的任务，利用自己与段祺瑞政府中上层人物的关系，了解政情内幕，以帮助北方党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

1927年4月5日，杨度去北京太平湖饭店，参加熊希龄女儿的婚礼。他在无意中遇到了北洋政府前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两人本来是老朋友，见面之后不免寒暄一番。杨度问：“最近外交界有什么新闻没有？”

汪大燮得意地说：“外交方面可以说有新闻，也可以说没有新闻。” 杨度感到奇怪，问：“这是怎么回事？”

汪大燮把嘴凑到杨度耳旁，轻轻地说：“这事还须要保密，不过告诉你是不要紧的。”

杨度知道这里面一定有文章，就仔细地听着。汪大燮说：“张作霖大帅已经决定要对共产党开刀了。听说这些共产党人都躲在俄国兵营里，把那地方当作庇护所。张大帅决定要去进行一次大搜捕、大屠杀。”

杨度大吃一惊，连忙问：“那是俄国人的地方，在外交上是不允许我们进行搜捕捉人的，这不要惹出外交事件来吗？”

汪大燮从容不迫地答道：“今天张大帅已经派我和另外几个人去跟各国驻北京的使馆打过招呼了，声明我们将要进入东交民巷搜查俄国兵营。理由是前方战事吃紧，后方共产党人在进行破坏活动，影响京师的治安。希望各国公使馆谅解并协助。”

杨度知道事态的严重性，急出了一身冷汗。此时，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确实已躲进东交民巷的俄国兵营里，张作霖竟然不顾国际公法要闯进使馆，李大钊等人处于危险之中。

杨度连忙推说有事，中途退席。回到家中后，他就让长子杨公庶速去章士钊公馆，向章士钊讲述情况，让章氏从速转告李大钊离开苏联使馆。章士钊立即将消息告诉了在苏联使馆的李大钊。得到消息后，有人不信张作霖敢于和外国使团冲突，认为这个消息不可靠，就没有马上转移。很显然，他们认为历届北洋政府都惧怕外国使团，张作霖绝对不敢进入俄国兵营。因此，只有几位同志转移到别处隐蔽，而李大钊等人则留了下来。

4月6日早晨，杨度特地派杨公庶到东交民巷附近去察看动向。果然，张作霖已派兵把俄国兵营包围了，封锁了交通，并进入兵营大肆搜捕。包括李大钊全家4人在内的36人被捕，被关押在京师警察厅看守所。

杨度得知情况后，不顾个人安危，立即前去安国军司令部面见张作霖，郑重提出应将李大钊等人移交地方法院审理，试图使李大钊等人不至于被军法速决，赢得时间，再作进一步营救。而后，杨度两次派儿子杨公庶前去京师警察厅看守所探视李大钊，通告社会各界对此案的关切情况，以示安慰。

为了营救李大钊，杨度借重时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及教育总长的章士钊竭力周旋。同时，他断然卖掉在北京的住所——“悦庐”公馆，换得4500块大洋，用来营救李大钊出狱。在杨度的奔走呼号下，许多社会名流与进步人士参与了营救。杨度在营救活动中得知北方铁路工人计划劫狱，表示同意。但李大钊坚决反对：“我个人为革命为党牺牲是光荣而又应当，但已是党的损失。我不能再要同志们冒险，应当保存力量不使革命再受损失。”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等20名革命同志被张作霖施以绞刑杀害。李大钊的牺牲，令杨度万分悲痛，也让他认清了北洋军阀的反动本性，同时为共产党人坚持真理、视死如归、为革命献身的伟大精神所感动。杨度以能与李大钊结为挚友为幸事，遂与妻子徐粲楞商量，卖掉北京家里的值钱首饰，变卖了在青岛的房产，将所得金钱全部用来救济死难者家属。这便是杨度毁家纾难美谈的来源。 革命先烈淋漓的鲜血，唤醒了杨度那颗救国救民的赤诚之心，促成了其晚年最重要的人生转变。

■杨度表示：“为了挽救中国，愿尽一切力量为共产党工作，愿以自己的社会地位、身份、关系，为党贡献情报。”

1928年初，杨度从北京来到上海，以卖字和为人撰写碑文及墓志铭为生。因杨度以汉隶和魏碑书法见长，文才出众，故慕名前来求字者络绎不绝，请其代书寿诞文或撰写墓志的酬金也极为丰厚。杨度除了日常生活花销外，将所余的钱捐献给上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革命互济会”。

“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创立于1930年2月12日，由鲁迅、柔石、郁达夫、田汉、夏衍、冯雪峰等人在上海发起建立，简称“自由大同盟”，其宗旨是号召争取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自由，反对南京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主张“不自由毋宁死”，并出版了机关刊物——《自由运动》，在南京、汉口、天津等地设立50多个分会，吸收了许多学校、文艺团体和工人组织参加。与此同时成立的“中国革命互济会”，是以郭沫若为首的社会名流发起成立的，主要工作是营救被反动派逮捕的革命者，或筹款救济他们的亲属。它开始称“中国济难会”，后改名为“中国革命互济会”，并在上海开办了大同幼稚园，专门抚养中共烈士遗孤或秘密革命者的子女。

杨度断定“自由大同盟”和“中国革命互济会”是做好事的慈善团体，就坚持不间断地向它们捐款。正是因为杨度的诸多义举，思想上追求进步，加上决心不为反动政府做事的表现，遂被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所看重。

中共党员王绍先与杨度是同乡，经常到杨家聊天。王绍先还经常搞到一些进步书刊带给杨度阅读。1929年春，中共上海特科负责人陈赓在王绍先陪同下，来到杨度家里。在交谈过程中，陈赓提出希望杨度能为中国共产党做些工作。杨度当即表示，愿意为中央特科收集和提供有用的情报：“为了挽救中国，愿尽一切力量为共产党工作，愿以自己的社会地位、身份、关系，为党贡献情报。” 此时的杨度，担任上海“闻人”杜月笙的私人顾问，为获取有价值的情报提供了便利。杜月笙是上海“青帮”头子，徒弟众多，控制了为数众多的基层势力，是蒋介石的结拜兄弟、秘密高参，与租界的巡捕房也很有交情，与黑白两道各界人物相交甚好，堪称上海滩非常有势力的风云人物。

杜月笙为了抬高身份，附庸风雅，常请杨度为他写条幅或题写诗词，悬挂到杜公馆大厅内，供宾客观赏。他见杨度是位闲居上海的知名人士，就聘请他为名誉顾问，每月送500元车马费，以示敬意。杨度为了便于为共产党做地下工作，

解读中央为何打“周徐苏令”这四虎
篇四:中共派系

解读中央为何打“周徐苏令”这四虎

北宋政治家王安石曾有诗云：“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距离一个政治事件太近，只是容易模糊掉大背景，陷入某些边角料。

谈资固然重要。但更加重要的，是对整个政治脉络的观察。

冬至夜那个热腾腾的话题无需赘述。如果把2014年落马的四个前党和国家领导人放在一起，可以发现，每个案子，意义均不一样。

◎周永康一案，敲打官场，最大的一点，是山头主义和帮派主义。

无论是石油帮，还是周手下的秘书党，最大的特点，就是攻守联盟，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而在政治上，则完全以派系来定义“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而无视大局。

这在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唐朝的牛李之争，北宋的洛党、蜀党之争，明朝的东林党与阉党之争，多少政治衰败，源于党争之祸。山头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党争在政党政治下的变种。最大的危害，是损害党内统一，这对于要求统一的政党来说，等于是个“定时炸弹”，必须拆除。

◎徐才厚一案，敲打的是军队系统。

党、政、军，是国家机器的三大系统。虽说，无论是周永康还是徐才厚，都是党内“大老虎”。但相对而言，徐才厚主要属于军队系统。军队系统，长期以来，有效的监管力量缺乏。军队的纪委，仅为正大军级，而七大军区级别均高于军队纪委。更别说四总部总长，兼任中委委员。而徐才厚身居军委副主席，更是缺少相应的监管。据媒体报道，已经落马的谷俊山，正是与徐才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才敢如此肆意敛财。

如此格局，军队反腐怎么进行？一些高级领导干部肆无忌惮，与监管缺失不无关系。不久前，军队审计署升格，直接向中央军委报告，无疑是要破除这种现象，以中央军委直管的制度设计，强化监督。 ◎苏荣一案，利剑所指向的是“一把手”和买官卖官。

如果和白恩培案合观，意义更明显。白恩培所牵涉的，无论是张田欣，还是孔垂柱，或是沈培平，很大的一点，就是买官卖官。说白了，高级官员向封疆大吏贿赂、送礼，谋求晋升；而一把手手握重权，能够掌控人事变动。这两者的耦合，就引出了买官卖官这个历史性难题。中央巡视组在多个省份的巡视意见，中共派系。

均把一把手监督和买官卖官摆放在一起，意义再明显不过了。

苏荣亦是如此。据报道，其妻多次染指稀土矿产，不少江西省内高级领导以贿赂其妻的方式，变相贿赂苏，以此获得苏信任和提拔机会。比如江西省原副省长姚木根，江西萍乡两届原市委书记陈安众和陈卫民，均与苏荣关系密切。

◎令计划一案，所指向的不仅仅是山头主义，更是指向家族腐败。

多数人注意到了令所牵涉的山头主义和圈子主义，这个在早前更大的周案中就已显现。此次，无非是再次警示。而更大的信号，则是指向家族腐败。 一个政党，要解决好的是精英的素质。精英的素质，决定了一个执政党执政的水平。素质需要有德，也要有才。能够官至省部级，很少不是靠着自己的才干，走上这个位置的。但是，大部分落马的高官，都是德出了问题。而所谓德，既有政治伦理，也有私人伦理之分。政治伦理，用党内语言来说，就是党性：是不是和中央保持一致，是不是对党忠诚，是不是为官有位且有为等。私人伦理，这是整个官场最大的问题。

私人伦理的涵养，离不开一个好的家庭。所谓修

身，才能齐家，才能治国，才能平天下，这本就是传统治道。这也是习大力提倡传统文化的原因，即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在于儒家很好地解决了私人伦理与政治伦理的对接，化家为国。中纪委在发布令的通报之前，有两个铺垫，一个是申维辰，一个是金道铭，均被“双开”的理由中有一条，便是“通奸”。换言之，没有处理好家庭问题，私人道德就已经有亏了，还怎么谈做官之道？这是中纪委以这两个作为令“落马”铺垫的原因。而反观令，令氏一族，身陷家族腐败，令政策、令完成、令计划等相继落马，是没有处理好家庭问题的一个反面。

所以说，破而后立，反腐，不仅是为了震慑，更是为了重塑政治生态。

一个名叫计划的有变，但中央的计划并没有改变，这是这一届执政集体的历史使命。其意义就在于借此重塑政治精英的家庭伦理，让精英管好自己的家族，防止家族成员，借国之重权敛财、弄权，这是廓清政治污垢、涵养政治生态的重要一环。这才是令案，对于整个官场，乃至执政党，最大的信号。

周案出来之后，有人曾猜想，反腐何处是尽头？无论是之前的徐案，还是之后的令案，都揭示出反腐和作风建设一样，没有休止符。无论是身居庙堂的“大

老虎”，还是人处江湖的各种“掮客”，该打的，绝不会松手，该查的，也绝不会轻易放过。

陈云派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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