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经》成为佛教信众的安心宝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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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经》至少在唐代中叶以后，逐步成为佛教信徒们以及佛教爱好者们用以指导人生修养、指导日常生活的重要佛教经典，并成为了中华文化体系中的安心宝典。

　　不过，从《心经》传入中土，到它的地位获得如此巨大的提升，这中间经过了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心经》最早的翻译可能在魏、晋之间。梁僧佑《出三藏记集》载有“摩诃般若波罗蜜神咒(一卷)”及“般若波罗蜜神咒(一卷，异本)”，僧佑将它们归入“失译”经录内，所指即是这部《心经》。(僧佑，第177页;参见《中国佛教》[三]，第136-137页)这个最早的《心经》译本，后来被归在著名佛教翻译家鸠摩罗什名下，称为“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明咒经”。

　　《心经》初译之后，似乎并未流行。唐贞观末年，玄奘法师开始般若类经典的组织、翻译工作。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他译出《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1卷;次年，译出《般若波罗蜜多心经》1卷。(见《玄奘研究》，第119页)唐高宗永徽四年(公元653年)，皇太子即后来的中宗皇帝满月之时，玄奘向高宗敬献金字《般若心经》以及其他法物，以示祝贺和祈禳之意。(见《全唐文》卷七百四十二)玄奘此举显示他对《心经》的看重，尤其是对《心经》的祈禳祝福功能的重视。玄奘献金字《心经》的事件，可以看作是《般若心经》在中国传播的真正滥觞。从此，新译《心经》日渐成为唐宫廷中重要的安心经典;这对于日后它从宫廷扩展到民间，从而演绎为影响广泛的中华文化中的安心宝典，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由玄奘法师口授、弟子辩机记录而成的《大唐西域记》中，并没有提到《心经》，不过玄奘西行求法时遭遇种种艰难困苦，他的这种非同寻常的经历也一定给他的弟子们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2]此外，如我们所见，他确实是中国推重《心经》的开端。以上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加上在《心经》中“观自在菩萨”(在玄奘之前的失译本中，称为“观音菩萨”)所起的关键角色，便衍生出了玄奘由观世音菩萨授予《心经》，因而能够避祸祈福、完成取经使命的著名历史故事。

　　这个故事或许在中唐之时已经广为流行。它的流行即是中唐之时民间社会日益以《心经》作为安心经典这一历史过程的表现，同时也对民间社会《心经》安心这一传统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编辑于北宋初年的《太平广记》，就从唐人的《独异志》及《唐新语》两本文献中辑录过这样的故事：

　　沙门玄奘俗姓陈，偃师县人也。幼聪慧，有操行。唐武德初，往西域取经，行至罽宾国，道险，虎豹不可过。奘不知为计，乃锁房门而坐。至夕开门，见一老僧，头面疮痍，身体脓血，床上独坐，莫知来由。奘乃礼拜勤求。僧口授多心经一卷，令奘诵之。遂得山川平易，道路开辟，虎豹藏形，魔鬼潜迹。遂至佛国，取经六百余部而归。其多心经至今诵之。(《太平广记》卷第九十二《异僧六》)

　　上面这个故事说明，唐人已经称呼《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为“多心经”，表明中国民间“多心经”这个著名称呼——特别因为《西游记》的使用，这个称呼被人们广为知晓——确实渊源悠久。这个故事代表了中唐以后民间社会在《心经》信仰上达成的一般性的“共识”：人们认为，《心经》具有避祸祈福的神奇功能，它在著名的玄奘法师那里已经生效，对于其他信仰它的人们也必有类似的效果。与这种民间态度形成有趣的参照，知识精英们对于《心经》的理解也正在发生相应的转变：如果说在玄奘之后相当长的时间中，佛教知识精英们对于《般若心经》中的“心”字并非指人心之“心”这一点大都了然于胸;那么随着时光的流逝，学者们则情不自禁地倾向于以“人心”之“心”解读《心经》之“心”。随着信仰佛教或者同情佛教的精英知识分子的这种解读，智慧学系统的《心经》也就顺理成章地转型为安心传统的《心经》。

　　可以举两个例子，说明佛教知识精英对《心经》解释中的这种转型。一个例子是玄宗朝资深官员、诗人和学者张说。在为秘书少监驸马都尉郑万钧所作石刻《心经》写作序言时，张说就从“万行起于心，心人之主”的角度，解释《心经》之“心”字，他说：

　　万行起于心，心人之主;三乘归于一，一法之宗。知心无所得是真得，见一无不通是元通。如来说五蕴皆空，人本空也;如来说诸法空相，法亦空也。知法照空，见空舍法，二者知见，复非空耶?是故定与慧俱，空法中立，入此门者为明门，行此路者为超路：非夫行深般若者，其孰能证于此乎?秘书少监驸马都尉荥阳郑万钧，深艺之士也。学有传癖，书成草圣，乃挥洒手翰，镌刻《心经》，树圣善之宝坊，启未来之华叶。佛以无依相而说，法本不生;我以无得心而传，今则无灭：道存文字，意齐天壤。国老张说，闻而嘉焉，赞扬佛事，题之乐石。(《全唐文》卷二百二十五张说[五]《石刻般若心经序》)

　　另一个合适的例子是肃宗朝国师、禅宗著名导师慧忠。在其所写的《般若心经序》中，慧忠已经直截了当地把《心经》之“心”字，解读为“诸法唯一心”之“心”：

　　夫法性无连，岂藉心之所测;真如非相，谍假言之所诠。是故众生浩渺无穷，法海汪洋何极，若也广寻文义，犹如镜里求形，更乃息念观空，又拟日中逃影。兹经喻如天地，何物不从地之所生;诸法唯一心，何法不因心之所立。但了心地，故号总持;悟法无生，名为妙觉。一念超越，岂在繁论者尔。(《唐文续拾》卷八“慧忠”条)[3]

　　到此为止，可以说构成中华安心《心经》传统的两个必要条件都已经具备：其一，人们认为《心经》是一部能够避祸祈福的具有神奇功效的佛教经典;其二，人们认为《心经》是能够指导人心、安顿性灵的佛教经典。还有两个因素也是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是当时流行于印度、中国之间的观音信仰(如我们所知，可能还要加上阿弥陀信仰);由于《心经》在相当程度上被看成是观音系统的经典，它的地位在这种信仰背景中必然得到巨大的提升。另外一个因素是《心经》的篇幅，《心经》全文汉译不过260字，可能是全部汉译佛教经典中篇幅最小的一部;这虽然只是一个偶然因素，但在崇尚简易的华夏文化氛围中，却使它不期然而然地具备了易于普及及流传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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