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自述的读后感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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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篇一：冰心自述读后感】

　　因为急着要借书，所以忙赶着把积压的、没怎么翻过的、舍得还掉的书匆匆过一遍。有些书就是这样的鸡肋，只有到将还的时候才生出读它的紧迫感。

　　上次听老六念冰心老家宅中的对联，“海阔天空气象，风光霁月襟怀”，便把读老人家史的热情蔓延到了冰心的身上。不过翻了李辉编的《冰心自述》，发现韩寒以前有过的“批语”——冰心的文采很差——确实有一定道理，和那些让我惊叹的现代的语言高手相比，她的回忆文字有些直白，感情抒发有时又过于单调，更不要说思想问题，到了建国后的文字，“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的结果就是，文章写得像“申论”！

　　但毕竟是关于往日生活的回首，因而融进了太多时代的背影和亲情的墨迹，还是有很多细节引人下泪。

　　关上最后一页，首先从脑海里跳出来的是这个场景：冰心的舅舅随冰心一家从福建搬至北京铁狮子一带生活，一日生了疾病不治而死。从小冰心和几个弟弟就受小舅舅的影响看书识字，情同一家人，伤痛可想而知。父亲远在外地，靠几个孩子打理舅舅的身后事。找来棺木找人布置，弟弟跟冰心说了一句，“把棺材开一个口，这样舅舅就不会觉得里边憋闷了”，他不知道人死之后呼吸也没有了，还一心惦记着舅舅在里边躺着的感受。这样幼稚的语言不明所以地揉着心肠，在生命离去的悲哀无力中，它的真实和质朴胜过任何煽情。

　　冰心写回忆文字是受一个美国朋友的启发才动笔的，这位朋友说，“写下你的生活，可以让我们对产生这种生活的时代有更清晰的了解”。冰心也说，“很多旧事，刻在心版上；今天干脆写下来，便不用从心版上去搜索”。关于儿时记忆，家乡的点滴，对大海的情怀，传奇的学生经历，以及父母的面孔，在几十年后的梳理描写中，有淡淡的时光的味道。而手拿纸笔写就他们时，“只剩下我自己一个了”，冰心晚年极其长寿，百岁老人与猫做伴，看报、听广播、接待访客，心底一定有很大的孤独感吧。然而这就是生命的无奈。

　　我记得小时候，家里有一本《家长》，封面是非常非常老的冰心照片，长久以来，她都作为一个符号被定在官方的文学正史上，如今我才知道她的《寄小读者》是在美国卫斯理女校读书时一封一封写的，而她在五四期间声名鹊起的源头是因为向《晨报》投了篇控诉家长制的虚构小小说，之后因为落了很多医学的课才转入了从未梦想过但更擅长的文学系。很多日后所谓声名的造就，其实和偶然很大的关联。

　　【篇二：冰心自述读后感】

　　冰心，是我年幼时心仪的作家，也是我们中国促进会的老领导，对她的身世，我一直存有一种好奇，近日，偶然在书店看到《冰心自述》，立马拿下，旋即开读。

　　冰心，从小到大，读的都是女校，中学是贝满女子中学，大学是协和女子大学，研究生是美国的威尔斯利学院。解放前，中国有不少女校，解放后，提倡男女同校，女校几乎绝迹，上海市三女中是硕果仅存的几所，改革开放后，女校作为一种教育改革，似乎又有复苏的势头。男女是同校好？还是分校好？恐怕各自都能列举无数的理由，但分校的存在，至少能让人们多了一种选择，或许，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

　　书中有两个章节，是专门写她的丈夫吴文藻的。从1923年，在开往美国的杰克逊号邮船上阴差阳错地相识，1925年，在康乃尔大学补习法文期间的私定终身，1929年在燕京大学完婚，接着是抗战，内战，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夫妻俩不离不弃，携手走过，直至1985年，吴文藻先生离世。将近一个甲子的相处，一个是感性的作家，一个是理性的学问家，梅贻琦校长曾用“书呆子怎配得交际花？”来形容两人的性格差异。有意思的是，吴文藻在他9000多字的自传里，只有两处提到冰心，一处是何时相识，一处是何时结婚，其余全无，而在吴文藻去世时，冰心也因为身体原因，未去见最后一面，这一点，我深感意外，要换作我，哪怕坐轮椅，哪怕爬，也要爬去，看上最后一眼，作最后的告别。

　　吴文藻先生去世之后，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仪式，我是很赞同的。人死之后，面目狰狞，一脸土色，那副惨样，还邀别人来参观，浪费别人时间不说，还有损自己的良好形象，实在献丑，大可不必。至于盖棺论定的悼词，也都是身后之事，说好说坏，随它去好了，反正你也听不到。文藻先生的骨灰是撒海的，这个，我有点顾虑，不知为何，我对大海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无边，无底，不如埋于树下来得踏实，“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当树参天，我也就获得了另一种重生。

　　冰心先生受五四运动的影响甚深，崇尚个性，向往自由，然而，解放后，也一样被驯得服服帖帖，老老实实，歌功颂德的话没少说，当然，其间，也有抗争。我曾在好几个地方读到过冰心先生的一次著名的“发作”，近来，终于在贾植芳的《我的人生档案》中找到了出处。据贾文记述，1979年，贾刚解放，去京，造访冰心，冰心先生大发牢骚，口无遮拦，她说，“我现在是什么也不怕了。开除公职，我现在早已退休了；开除出党，我不是党员；离婚，你问问他（吴文藻）愿不愿意；坐监狱，我现在已经八十岁了，监狱里还没去过，倒可以增加人生阅历；杀头，死了以后还是烈士。”这通酣畅淋漓、振聋发聩话，在思想刚开始解禁的当时，出自一个弱女子之口，实在让人叹服，似乎也是先生长期压抑、受尽屈辱之后的一次总爆发。

　　集子里的文章，大多写于上个世纪70、80年代，其中也有几篇写于30年代，总的感觉，先生30年代的文字要明显好于70、80年代的文字，年岁增大，创作力下降，可能是一个原因，历次政治运动的折磨，伤了元气，恐怕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他们那代作家中，这种现象并非个例，茅盾，巴金，曹雨，……，哪个不是如此，这不仅是个人的人生悲剧，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集体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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