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诗歌略鉴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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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渊明生活在魏晋时期。魏晋人在坎坷的仕途上往返颠簸，但政治风云的变幻莫测、腐朽官场的尔虞我诈、世俗社会的污浊混乱，终于逼使他们走上了与统治集团相决裂的道路，最后怀着满腔的愤懑不平，又重新回到了那时时令他们遐想、留恋的大自然的怀抱。他们“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他们钟情于自然，寄情于山水。山水、田园诗派均滥觞于此期。陶渊明素有“田园诗人”之称，他对自然的追求和对自然观的理解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他的大部分诗作往往运用寄托和象征的手法，在他吟咏的“飞鸟”、“青松”、“孤云”、“秋菊”等自然景物中常常寄寓特殊的含义，使这些自然景物不再作为简单的物象进入诗歌，而成为蕴含诗人情感、心态的意象，从而形成特殊的诗歌意象系统。其中“飞鸟”这一形象又不同于其他的意象，它是诗人自我形象的化身，是诗人道德情操、人格精神的突出体现。

　　鸟是有一定象征意义的意象，它的象征内涵是经过长期积淀的。《周易》之《中孚》、《明夷》、《渐》、《小过》等诗中均有鸟的影子，这里的鸟象征着坚贞自守的高尚情怀。《诗经》中的鸟意象更是不胜枚举。“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象征自由、和谐；“交交黄鸟，止于荆棘”，则暗示了不得其所的意味。而《庄子》“逍遥游”中高飞远举的大鹏，则是远大理想的象征。归纳起来，鸟的意象大概分为两类：一是追求宏大的境界，是经过拼搏后的自由；一是选择退守，是疏离主流群体的个体自由。这两种鸟的意象，陶渊明的诗中兼而有之，可以看作是其人生观转变的前后标志。陶渊明思想的转变可以以鸟意象一以贯之。“飞鸟”形象的探讨对我们研究陶渊明的历史时代背景，陶渊明的内心活动和精神世界提供了大量的事实依据。同时，对“飞鸟”形象的探讨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陶渊明矛盾、复杂的思想性格，理解陶诗及其隐逸心态，同时也为全面探究魏晋士人心态提供一条线索。

　　陶渊明的一生中始终贯穿着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既表现为出仕和归隐的反复，也表现为归隐以后内心的苦闷和愤懑。现存的陶集中写“飞鸟”有14处，这些“飞鸟”形象陪衬、渲染、烘托着诗人的主观情绪，充分展示了他的内心活动和精神世界，清晰完整地勾勒出诗人的情感轨迹和心灵历程。陶渊明的诗歌创作与时事紧密相联，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环境的改变，几度出仕和归隐的经历，使陶渊明的思想不断地发生变化，其不同时期诗歌中的“飞鸟”形象也随之发生着微妙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也正是诗人复杂情感的形象再现。下面就从陶渊明生活的不同时期着手对陶渊明诗中的“飞鸟”形象试作分析，以探索他的情感轨迹和心灵历程。

　　一、倦鸟与欢鸟——心怀两端徘徊时期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或云名潜，字渊明，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他的曾祖陶侃是东晋初名将，握强兵镇守长江中游，都督八州军事，封长沙郡公，声威煊赫一时。死后追赠大司马。祖父陶茂官至太守，父亲亦曾出仕。陶氏为东晋元勋之后，地位虽不如南下名族高贵，也是浔阳的大族。只是陶渊明这一支，因他年幼时父亲就去世了，家境便日渐败落。他从二十九岁时开始出仕，任江州祭酒，不久即归隐。后陆续做过镇军参军、建威参军等地位不高的官职，过着时隐时仕的生活。义熙元年（４０５）陶渊明四十一岁，再次出为彭泽县令，不过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脱离了官场。 陶渊明一生中几度沉浮，几度仕隐。他反反复复出仕为官的十三年中（29岁—41岁），始终为自己的出路，即仕与隐的问题所困扰。仕与隐的多重原因揭示了他的矛盾心理，这种矛盾心理在他的诗歌中留有鲜明的印迹，他以“飞鸟”这一意象形象而深刻地表达出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对人生的思考。

　　陶渊明的思想，是以老庄哲学为核心，对儒、道两家取舍调和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自然”哲学。他心中的理想社会，是一种“自然”的社会。他常常把儒家虚构的淳朴无争的上古之世与道家宣扬的小国寡民的社会模式结合成一体，作为理想世界来歌颂。他早年对老庄学说很感兴趣，但受影响最深的还是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他说：“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⑴“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⑵可见他的抱负很大，希望自己将来能“大济苍生”，把社会治理得象尧舜盛世一样。但他生不逢时。陶渊明所处的时代极其腐朽，这时期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都很尖锐。统治者对分散割据的政治局面听之任之，不思进取，而朝臣们又都为个人利益谋划篡权夺位；在用人制度上，门阀制度盛行，士族阶层把握政权，压制贤能，时代风气不正，虚伪浮华之风盛行，谄上骄下，胡作非为，廉耻扫地；而陶渊明这个刚直汉子追求真率、崇尚自由，再加上他“性刚才拙，与物多忤”⑶，不愿与浊世苟合，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这种社会和政治的腐朽使陶渊明无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因此在他时仕时归的十三年政治颠簸生涯中，充满了矛盾和苦闷。当“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占据他思想上风时，他几度从政，但从政又使他感到疲倦：一方面他不得不为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四处奔走，一方面又为官场的是是非非而感到“志意多所耻”⑷。在内忧外患、祸乱不已的年代之中，在这种人命危浅、朝不保夕的社会里，士子们缺少一种精神依傍，也缺少生命的保障，还何谈实现政治理想！他在长期的官场生涯中，饱尝了颠沛流离之苦，感到政治之不可为，认识了仁政理想之虚幻性，从而产生了摆脱现有生存方式寻找新生活的想法。因此陶渊明又希望能够归隐故里，去过一种远离尘嚣的安静生活，这在他四十岁时出任镇军将军、徐州刺史刘裕的参军途中所作的诗中有所体现：“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⑸陶渊明以鸟自喻，鸟儿应当自由自在地生活在林间，飞翔于高空，那么自己也应当返朴归真，回到大自然的怀抱，去过“息交以绝游”⑹的生活，在大自然中寻求安慰和寄托。在《归去来兮辞》中陶渊明笔下的“飞鸟”是以“鸟倦飞而知还”的倦鸟来表达此时的心情，“鸟倦”——“倦鸟”是被情思化、人格化了的意象，是诗人自我形象的化身。他以鸟代人，以鸟之迟出早归喻自己刚刚出仕又旋即归隐，表达出他立志归隐，不管环境怎样恶劣都要“守旧辙”的坚定决心，同时也伴随着归隐之际的孤寂与苦闷、探求与无奈。 因此，当陶渊明追求“质朴人生”，“个性自由”的思想居于上风时，他又几度归隐。陶渊明之所以如此，并不是他对政治原就不感兴趣。他的归隐，实际是自己的理想与当时的现实无法调和的结果。

　　当他归隐时，田园之乐满足了他“质性自然”的个性与志趣，于是他笔下的“飞鸟”也成了“欢鸟”，以此来表达此时自然朴实的心情，晋安帝隆安五年（401），陶渊明离桓玄幕府之职返回家乡，这时他以欢鸟的形象热情地歌唱了自己的躬耕生活：“夙晨装吾驾，启涂情已缅。鸟哢欢新节，泠风送余善。”⑺“鸟欢”——“欢鸟”。在作者笔下，鸟即是我，鸟欢即是我欢，我与物相融，全然忘我，乃至无我，这正是诗人此时心情的真实写照。在这里作者以不加雕饰的言词，平淡洒脱的笔触，勾勒了一个悠远宁谧，一派天籁的境界。借欢鸟的意象抒发出自己作为倦鸟归林后的轻松愉快心情。

　　就这样，想“大济于苍生”而又不愿与浊世苟合，想清高自守却又难舍济世情怀的陶渊明，不断地在矛盾、痛苦的漩涡中辗转，在仕与隐，丑恶的现实与美好的田园生活对比中徘徊，陷入了一心处两端的徘徊境地。在“边雁悲无所，代谢归北乡。”⑻中，他便以因找不到合适居住处而悲愁的“边雁”自况自己，形象地抒发了自己一心处两端而“两端”皆不是的两难处境。这正是他思想上的矛盾，既对现实不满，又无力变革，并且看不出变革的希望，遂采取了“独善其身”的逃避办法，由此必然获得自甘寂寞、安于现状、洁身自好以至退隐归田的结果。

　　二、羁鸟归林——田园生活追求时期

　　陶渊明自二十九岁初仕到义熙元年（405）十一月辞彭泽令归隐，十三年的仕途坎坷，使他不仅饱尝了仕途的痛苦，而且也看透了官场的腐朽，所以在长期的出仕与归隐的思想矛盾与斗争之后，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归隐的道路，并从此不再出仕。

　　陶渊明在居田前期其主导思想还是儒家思想。“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便是儒家思想的集中体现。正如王廷箴先生所说：“陶渊明的一生是为实现‘大济苍生’的志愿而奋斗的一生。”⑼陶渊明从出仕到归田，只是改变了他实现志愿的途径，而没有改变志愿本身，他是以另一种方式，即赋著诗文表达他的理想与追求。因此，陶渊明的归隐只是在“邦无道”的时代和社会中“独善其身”，顺应自然。陶渊明怀着眷眷用世之志走入社会，我们仿佛看到了他急切的脚步，感受到了他躁动的心跳。然而，诚如范文澜先生所言，这是一个“杀夺而滥赏”的社会，“统治集团中人得失急骤，生死无常，心情上表现紧张与颓废……”因此，兴冲冲步入仕途的他不免碰壁，产生了矛盾与麻烦，在矛盾无法协调时，便开始了痛苦的转换。在断断续续做了十三年官以后，他终于辞官归田了，这暂时满足了陶渊明“质性自然”的个性要求。关于辞官的原因，他的藉口是“程氏妹丧于武昌”，后人则以为是耻于束带见督邮，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千古以来流为佳话。实际上其辞官深层原因是其质性与官场不和。他在《归去来兮辞》序中明确指出“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

　　陶渊明之所以会选择了异于传统士大夫的生活状态，主要是因为他的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中国传统士大夫往往把社会责任、道德操守看成比生命还值得宝贵的东西。依据传统儒家观点，生命会消失，而“立德、立功、立言”乃人生之三不朽。在儒家原典哲学中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荀子在解释这句话时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人最大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有义，而这义便是符合封建秩序的道德概念。在儒家思想主导的理性主义传统下，个人价值绝对处于集体价值之下，而所谓的感性追求更是不能得到认可的。生命意识则是指不带道德预判的一种价值观，一种人格追求。生命意识首先不是在陶渊明那里觉醒，但是却是最早在陶渊明的那片田园上蓬勃的生长。

　　（一）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生命意识的觉醒

　　乱世惜命短，早在汉乐府诗歌里，对生命的眷恋与惋惜已经出现。对儒家的道德预设的价值观进行了初步的颠覆。例如《薤露》与《蒿里》是汉代流行的丧歌，送葬时所唱歌曲，都仅录在相和歌辞中。《薤露》全诗如下：“薤上露，何易唏，露唏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这首诗认为人的生命短暂，不如草上的露珠，露水干了大自然可以再造，人的生命却只有一次，死亡使生命有去无归，永远消失。这首乐府诗歌本来是为田横及其六百壮士为义而死的故事写的，但是所表达出的却不是对他们道德操守的称赞，而是对生命消亡的悲痛。《蒿里》把死亡描写的更为凄惨：“蒿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贤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贤人愚人不过是世俗的价值标准而已，相对于生命本体而言，并没有什么差别，这儿就体现了一种生命意识的觉醒，对儒家所一贯强调的道德伦理的一种怀疑，但是汉乐府的诗歌不过是鲜明的表达了乐生恶死的愿望的，它主要是以泛咏的方式体现了对生存状态的一种价值观上的否定，而并未参与到中国传统士大夫知识分子个人人格的自觉建构中来。但是朝露的意象却从这儿传承下来。朝露就主要代表着人生的短暂和珍贵，以及由二者所形成的无可奈何的生命情感。但是在汉魏诗人那里，在建安风骨之下，朝露所体现出的一种珍贵生命的意识，依然被压抑在德性之下。例如曹操的那首著名的《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开头纯粹是感叹人生之短暂，而以下四句其实已大有深意焉。“慨当以慷，忧思难忘”，绝不是因为上文对生命珍惜的情感而发，而是与下文相照应的“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这一切都表现了诗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招贤纳士以实现自己心中的社会理想，然而光阴如箭，事业未竟，其于外在功利的焦虑迫切比对于生命本体的关怀留恋更为主要，这也是所谓“建安风骨”的一种体现，这也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学政治乐感的一种表现形式。在汉魏以来，对生命的价值发现或者停留于民间留恋生命的泛咏之作上，或者被压抑于诗歌中的德性主体之下。但一种新的性情的产生，一种人格质变已经不可阻挡。同上《饮酒》其三，诗人对“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进行一种价值的批判，世间名不过伴人一生，而一生又能有多久，“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不如饮酒纵情，不为尘世的价值观所羁累，自得人生的真趣。

　　（二）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表现于价值选择

　　陶渊明诗歌《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中有这样的句子，“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人生道上，孔孟所提倡的价值观都是仁义先行，而陶渊明却认为人生之道，首先理所当然的是穿衣吃饭等满足生命存在所必须的生活资料。“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这儿是不带有任何社会道德的对人生价值上的一种取向。《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之二，“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志”的改变，是社会责任的放弃与生命意识的一种持守，由道至贫体现出了一种价值观的重选。表现在诗歌中，如他的《责子》诗：“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诗书。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三十，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桃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五个儿子，懒惰顽皮，不好诗书，而“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的诗人却不去苛责他们。时运的艰辛，已使得诗人认识到儒家所追求的社会理想人格理想没有了实现的可能。“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于是诗人安然自得的称“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这儿所鲜明体现出的价值取舍与儒家正统已经有了本质的不同。孟子在《尽心下》里有一段论述：“口之于味也，目之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曰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孟子通过人的感官享受的不能实现和仁义天道规定为人的天性，于是感官享受的能否实现就成为了外在于人的命运，而社会性的仁义道德就成了内在于人的本性。这是性与命的置换，也是人的自然本性和社会角色的置换。而本诗中，“懒惰无匹”、“不爱文术”、“不识六七”、“但觅梨栗”的诗句所表现的价值取舍，却与之截然相反。诗人并不以之为患，而认为天运如此，自尽其酒。“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不管生死都与世无碍了。陶渊明觉醒的生命意识是他在诗歌中常常会表达出一种取舍殊异的价值观。有美酒，有秋菊，自忖人生的真意就在于不违拗自己的性情，不屈就自己的人格，他放达的自足于自己的生命状态。因此还作了几首《拟挽歌辞》以明心志。例如其二：“有生必有死，早终非明促。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未得足”，在世时的荣辱只不过是外在于我的空名，人生的追求无非是要自我性情的协调。这种淡泊自足的价值目标自然不同于儒家人格追求功名，社会责任时刻萦绕于心的特征。虽然正如前述，陶渊明的性情依然有些不协调，依然有未曾忘却的士大夫的责任感，常常需要饮酒忘忧，但是他毕竟实实在在的以他的人生实践营造了中国传统文学里一方别致的审美天地，一种有别于政治乐感的自然气息强烈的充塞于他的诗歌作品中，他的作品中出现了一个淳朴任真的活泼泼的生命主体，他的痛苦和欢乐都去除了那种焦躁的政治色彩。

　　鲁迅曾经这样评价过，“陶渊明正是因为并非浑身都是‘静穆’的，所以才伟大”。陶渊明以他强烈的生命意识在中国古代诗歌领域中开辟了一方别致的审美天地，但是他的诗歌中并非全都是宁静淡远的。他的生命意识并未充分人格化，因此他的性情在出处之间依然有着很强程度的张力，虽则他的生活状态是完完全全贴近自然的隐居方式，但是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多可以看出他那痛苦的心灵。酒的意象主要是忘忧和纵情，他的诗歌中几乎篇篇有酒，但却很少有醉。菊是属于他的独特而深刻的淡泊意象，在使用比例上却有如此之大的反差，在表达性情上有着不太相同的内容，自然向我们提示出了作者所具备的那种人格状态。再多的酒也无法彻底忘却功名的阻隔，人生的短暂；再少的菊也可以让人难忘他那性情的自得，生命的悠然。陶渊明首次摆脱了德性主体的儒家人生状态，而以本真朴实的生命主体的面貌出现。他的痛苦与坚守之下的隐逸人格，丰富了传统士大夫的人格内涵，也为传统人生价值取向上进行了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探索和开辟，正如他在《归去来兮辞》里所言，“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理想人格的道德主体和心灵本位的双方面充实，从陶渊明这里开始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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