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绝句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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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宗元现存的绝句虽然不多，但在元和诗坛上却可谓独树一帜。

　　柳宗元留存下来的绝句虽然不多，却都是作于元和五年至元和十四年之间，即谪贬永州与外放柳州期间。内容大多是抒发仕途失志的悲慨与羁旅天涯的苦闷，穷愁之中，艺术上也渐入炉火纯青之境，“发纤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在唐代的绝句之林里留下了一道别样的风景。

　　一、化用典故和前人词句的精切而自然

　　前人论柳宗元的绝句，往往都着一个“工”字。不少诗话家更是进一步指出了柳宗元的绝句之“工”与其身世之“穷”的密切关系，如清代吴昌祺评柳宗元的《入黄溪闻猿》一诗就说“此种所谓穷而后工也”(《删定唐诗解》);这种说法也可以看作是对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所提出的“殆穷者而后工”的诗学论调的承续。然则，柳绝的“穷而后工”又是如何体现的呢?这个却是前人并未加以详述，而今人亦少有论及的。笔者以为，其一即化用典故和前人词句的精切而自然。好用典故和前人词句，是柳宗元绝句创作的一个显著特征;更为难得的是他将古人的喜乐悲愁同个人的身世之慨水乳交融，于最自然流畅的文字中，将内心复杂而跌宕的情感充分传达了出来，一派浑然天成，而毫无滞板、艰涩的缺憾：这是柳宗元绝句“穷而后工”的一个重要表现。

　　首先来看柳宗元对典故的使用。例如他作于永州贬所的《闻籍田有感》：

　　天田不日降皇舆，留滞长沙岁又除。

　　宣室无由问�事，周南何处托成书?

　　以谪贬长沙的贾谊和留滞周南的司马谈自况。前人多伤贾谊虽有经世之大才，却只得汉文帝以鬼神之事相询，致才无所用，空自埋没而已(事见《史记・屈贾列传》);而柳宗元却说，自己连被询问鬼神之事的机会都没有，更何况其他呢。昔日司马谈留滞周南，郁郁而终，但至少还有司马迁可以承其遗志，完成著史的宏业(事见《史记・太史公自序》);而如今自己这满腹的济世之策，又应该向何处去托付呢?忧思怨愤，无不比古人更深一层矣!又如他自永州返京途中所作的《汨罗遇风》：

　　南来不作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

　　为报春风汨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

　　以屈原自沉汨罗的不幸，来反衬自己虽遭受谪贬却得以重返京城的幸运，流露出难得一见的轻快的情调。然而，就只是单纯的欣喜与庆幸吗?诗人自元和元年被贬为永州司马，到此时受诏还京，已蹉跎了整整十年的光景，对于前程又怀着“翻愁弱羽上丹霄”(《诏追赴都回寄零陵亲故》)的隐忧;可知这看似豁达的话语中，其实深藏着诗人多少辛酸与无奈，气象上是难以同杜甫的“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相提并论的。清人汪森就说此诗“意极凄恻，君子于此不能不动怜才之叹”(《韩柳诗选》)。由于自身经历的关系，柳宗元所用的典故往往都含有“失志”的主题，既切合着他个人的现实处境，又将其内心的种种不平与痛楚无声胜有声地传达了出来。

　　再来看他对前人词句的化用。例如他的《离觞不醉至驿却寄相送诸公》：

　　无限居人送独醒，可怜寂寞到长亭。

　　荆州不遇高阳侣，一夜春寒满下厅。

　　同样是自永州返京途中所作。诗中的“独醒”，其实是一语双关：既照应了题目之中的“离觞不醉”，又暗用了屈原的“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楚辞・渔父》)。这里面显然包含着诗人对过去十年谪居生涯的回顾与感喟，同时也颇有为自己不屈于流俗的品格而感到骄傲的意味，隐约透露着对于官场的失望以及心中的那一点孤愤。诗中所抒发的那份寂寞感也因此有了更为深广的内涵，显得厚重了许多。又如他在柳州刺史任上写的《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

　　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

　　春风无限潇湘忆，欲�裉O花不自由。

　　后面两句，是从柳恽的《江南曲》(汀州采白，日暮江南春，洞庭有归客，潇湘逢故人)中化出。诗人以自然流畅的笔调，抒写了自己因公务缠身而不得同友人一会(象县属柳州)的无奈与叹惜。然而细味之下，又似乎还别有一番意蕴。骚人、木兰舟、潇湘水、花，这些在《楚辞》中常见的意象，每一个都引人遐思，又无不被诗人淡淡的惆怅之情融化成了一片清新幽远的意境。外放千里的失意，拘于官守的寂寞，对宦途的厌倦，对自由的渴望，还有对人格独立的追求，等等：好像什么都没说，却又仿佛将一切都说尽了。明代顾�U就说此诗乃“意话，所以难及”(《批点唐诗正音》)，清代宋顾乐更是称此诗有“风人骚思，百读而味不穷，真绝作也”(《唐人万首绝句选》)。

　　二、造语平实而含意深永

　　造语平实而含意深永，是柳宗元绝句“穷而后工”的又一体现。柳宗元的不少绝句，都是将眼前景、心中事寻常道来，而内中却自有一番令人咀嚼不尽的意味;尤其是他出任柳州刺史期间的作品。诚如钟嵘在《诗品序》中所说，“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柳宗元的绝句往往便是如此。是以柳绝的创作风格，既迥异于以韩愈为代表的好奇尚怪，亦不同于以元稹、白居易为代表的平易浅近，而可以看作是在一定程度上对盛唐诗歌兴寄无端、兴象玲珑的审美风尚的承续，因此在元和诗坛上可谓别树一帜;只是与盛唐诗歌的雄浑壮阔相比，气象上终究还是稍见衰歇的。

　　试看他在柳州刺史任上所作的《柳州二月榕叶落尽偶题》：

　　宦情羁思共凄凄，春半如秋意转迷。

　　山城过雨百花尽，榕叶满庭莺乱啼。

　　诗中所描写的，乃是仲春时节的柳州特异于中原地区的景象。柳州位于南方极远处，炎热潮湿，物候与中原一带迥然不同。春天过半，便已是百花凋零、落叶纷纷，仿佛秋季一般了。面对如此景象，普通人尚且易发伤春之戚，更何况是柳宗元呢。柳宗元出任柳州刺史，虽非坐贬，却毕竟是外放;唐人向来是重内轻外的，比如令狐楚出为东都留守之时，刘禹锡为他送行，就有“莫道两京非远别，春明门外即天涯”(《和令狐相公别牡丹》)的感叹。谔拼仕子而言，稍离京师便动辄有沦落之恨，何况是跋涉三千多里的山水而到柳州去任职呢。宦途失意，羁泊天涯，本已凄凉的心境又怎堪这花叶的飘零与春莺的聒噪呢!缭乱的宦情羁思悄然流淌在景物描写之中，景物描写也正因这深沉的宦情羁思的融入而变得馀味无穷。是以明代陆梦龙谓此诗“自在而深”(《韩退之柳子厚集选》)，近人刘永济也说“此诗不言远谪之苦，而一种无可奈何之情，于二十八字中见之”(《唐人绝句精华》)。 　　再看同样是作于柳州刺史任上的《登柳州峨山》：

　　荒山秋日午，独上意悠悠。

　　如何望乡处，西北是融州。

　　仿佛随口道来，却自是兴味隽永。季节是秋季，天朗气清;时间是正午，明日高悬;地点是荒山，荒山草尽。此时此地，放眼望去，一片空阔辽远，诗人的意兴自然也随这无限的空间曼延开去。可即使如此，西北极目处也只能依稀望见融州的轮廓罢了，或许还伴着几缕直上云天的炊烟。至于诗人日思夜想的长安故土，却更在云天之外，遥遥不知几千里许，远眺尚不可及，归期又岂可相期呢?此情此景，本就是登高独上的诗人兀自矗立于茫茫天地之间，那份巨大的孤独感和被弃置感，怕是也要情难自禁了吧。只一首简短平实的小诗，便深含着诗人多少无奈、怅惘与悲伤。明代蒋之翘谓此诗“语痛，至自有省，本不须着一字”(《柳河东集辑注》)，清代吴昌祺更称此诗为“眼前妙语，何其神也”(《删定唐诗解》)。柳宗元的这类绝句不在少数，又如“林邑山联瘴海秋，水向郡前流，劳君远问龙城地，正北三千到锦州”(《柳州寄京中亲故》)，与前作也是异曲而同工，此处不再烦述。

　　柳宗元的绝句之所以能在平实的话语中蕴含无尽的深意，用清代汪森的话说，即“平实之言，自见酸楚，总由一真耳”(《韩柳诗选》)。诗人长期处于谪贬与外放之中，忧思愤懑，郁结难纾，每有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发而为诗，便自成一派工致，不必刻意雕琢矣。近人杨庶堪曾有《论诗绝句》一首：“剑割愁肠海上峰，始知愁苦易为工。柳州山水堪供老，万里投荒别泪红。”将柳诗“穷而后工”的特点径直道了出来。

　　三、章法、词句和音韵的严密工整与错落有致

　　柳宗元绝句的“穷而后工”，还体现在结篇、遣词和押韵方面。首先，在结篇方面，他的全部绝句都是采用了“起承转合”这一传统的套数，无一例外;这与杜甫、白居易、韩愈等诗人的绝句所表现出来的于章法方面的刻意求新有着明显的不同。关于绝句的章法，元人杨载曾在他的《诗法家数》中留有一段总结：“大抵起承二句固难，然不过平直叙起为佳，从容承之为是。至如宛转变化工夫，全在第三句。若于此转变得好，则第四句如顺流之舟矣。”杨氏的这一说法，虽不免有些主观与绝对;但无可否认的是，这的确是以广泛的前人绝句作品为基础所得出的一个结论。由此来看，柳宗元的绝句在章法方面可以说是完全依循着传统的绝句创作经验和审美风尚的;而激荡在字里行间的不平之鸣，往往也恰是借由第三句的这一转变，奋翮远上，从而收到余音袅袅、绕梁不绝的传播效果的，前两章中所举的作品都可以做这方面的参证，是以此处便不再烦征赘引。

　　再者，在遣词用语方面，柳宗元的绝句虽然很少使用对句，似乎并不注重形式上的对称与工整，但是却十分讲究内容上的照应。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诗句之中经常使用一些具有时间和地理位置的标志性的词语，并使这些词语之间彼此照应，相互生发，从而最大限度地扩张诗境和丰富诗歌的内涵。有关地理位置的标志性词语主要包括两类，其一是地名，例如本文第一章中所举的《闻籍田有感》，通过“天田”与“长沙”、“宣室”与“周南”的对比，来强调被谪贬的幽怨和对于帝乡的殷切思念;其二是数词以及方位名词，例如本文第二章中所提到的《柳州寄京中亲故》，以“锦州”作为参考，并辅以“三千”、“正北”之语，来突出自己所在的“龙城”(即柳州)的遥远，锦州已属远郡，而柳州之于锦州，则更在三千里之外矣，诗人内心的悲愁可想而知。有关时间的标志性词语也主要包括了两类，其一是表示具体时间的名词，其二则是表示时间长度的数词，而这两类词语又往往是共同发挥着作用：例如他为悼念友人而作的“海鹤一为别，存亡三十秋，今来数行泪，独上驿南楼”(《长沙驿前南楼感旧》)，正是因为有着“三十”年的生离死别，才衬得“今”日因故地重游而产生的沧桑之感格外的沉重。至如他自永州贬所返京途中所作的《诏追赴都二月至灞亭上》，“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诏书许逐阳和至，驿路开花处处新”，更是通过时间(十一年)与里程(四千里)的呼应，以谪贬之久和贬所的荒远，来突出得以重返京城的喜悦之情。有关时间和地理位置的标志性词语的使用，在柳绝之中的确十分的常见。

　　柳宗元的绝句还特别注重平仄与押韵的工致。以他的七绝为例，柳宗元的三十一首七绝中，首句合韵的有二十九首，占据其现存七绝总数的九成以上;绝句通常只要第二和第四句押韵即可，首句是否合韵，本就没有必须的要求，若是再与同时代的韩愈、白居易等诗人的七言绝句的押韵情况相对照，那么柳宗元在绝句的押韵方面所花费的心思也就显而易见了。不仅如此，柳宗元对于词句声调的抑扬顿挫也有着精心的调配，使之与跌宕起伏的情感相辅相成，从而达到声情并茂、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例如上面提到的“诏书许逐阳和至，驿路开花处处新”，一个“逐”字(其调扬)使诗人归心似箭的心情跃然纸上，一个“至”字(其调抑)则将诗人那仿佛转眼间便到达了长久以来日思夜想的京畿故地的惊喜表露无遗，再配合以“驿路开花处处新”(仄仄平平仄仄平)的对大好春光的吟唱，抑扬之间，充分传达出了诗人得以重返京城的愉悦与畅快。虽然柳绝在平仄方面不如杜甫的诗歌那般夭矫变化、奇峰迭出，却也做到了音韵与情感的密合无间，使其艺术感染力得到了很大的强化。这种于流畅自然的曲调之中蕴含着无限情韵的风格，与柳绝那造语平实而含意深永的特征可谓互为表里，共同昭示着柳宗元绝句“穷而后工”的卓越艺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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